我在上篇評論中談到，只要在東部地區的投資收益率高于在西部的投資，如果讓市場來決定資金的投向，資金一定不會向西部流動。在這背后，是經濟規律在發揮作用。人為地強迫資金改變流向，只會造成經濟效益上的損失。當然市場常常也會在一些場合和時候失去作用，因此完全的市場經濟在現代社會是不存在的，政府可以而且應當在市場机制失靈的時候發揮作用。例如，在資本市場不完備的地方，私人投資者常常沒有意愿和能力從事那些巨額的和長期的投資；又如，常常有私人投資者的利益和公眾利益相沖突的情形。在這些情況下，如果有一個社會机构能組織長遠收益的投資和保護公眾的利益是必需的。問題在于，人們又如何保証這個有權干預經濟的社會机构的經濟政策和決策能确實代表公眾的利益呢？縱觀歷史環視當今，無論是腐朽透頂的中國清末王朝，還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把本國乃至全世界帶入深重災難的德、意、日法西斯政權，無論是至今仍然牢牢禁錮本國人民于飢寒交迫之中的北韓金氏政權，還是歐美各國的代議制政府，無一不自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歷史的經驗証明，無論政治家們執政之前甚至執政之初多么善良，多么雄心勃勃，無一能靠自身的力量來抗拒政府手中巨大的權利的腐蝕。這是人的本性所至。中國共產党掌握政權候日益走向腐敗的歷史也証明了這一點。在奪取全國政權前夕，在民主認識黃炎培的衷心告誡下，毛澤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共可以擺脫歷代政府腐敗的命運，可當今中共的腐敗已是有目共睹。因此，唯一的辦法只能是盡可能少地授予政府的權利。在不得不授予政府權力的時候，必須有相應的制度及時制止政府官員以權謀私，并在他們一意孤行時能夠剝奪他們的權力。應該承認，歷史上還沒有一套完全杜絕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的完美的制度出現，但是相對而言，西方社會的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的民主政体無疑具有优越性。至少，享有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民眾和媒体可以對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予以揭露和抨擊，人民也可以在定期的大選中拋棄一意孤行的政府。可以肯定地說，一個受到民意制約的政府在經濟決策時也難免會犯錯誤，但是不會犯導致全國性災難的錯誤。一個不受民意制約的政府也可能會作出一、兩個正确的經濟決策，但是它犯錯誤的几率要大得多，而且常常導致災難性的后果。這一點已經被無數歷史事實所証明。中國的報刊雜志經常吹噓政府的決策如何快速，執行決策的效率如何高。殊不知，中國人民曾因此而多次快速、高效地被推向災難之中。人們不應該忘記數月之間倏然興起的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隨之而來的餓死數千万人的大飢荒；人們也不應該忘記中國領導人即興發起、浪費數以万億人們血汗錢的三線建設；歷史也將証明正在建設之中的三峽工程帶來的對庫區人民和生態環境的災難性后果。現在的中國政府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不受任何制約的政府：現在的中國新聞媒体完全在政府的控制之中；現行的政治制度完全剝奪了中國老百姓選擇政府官員的權力。這樣的制度根本無法保証政府的經濟決策代表廣大民眾的利益，無法保証其決策不被特殊的利益集團所左右。在這樣的條件下提出的開發西部的戰略是無法得到人民信任的。事實上，置其他許多經濟和社會成本更低的辦法而不顧，中國的執政者大力推行的所謂西部發展戰略主要是著眼于政治權力斗爭和鞏固一党統治，而絕不是改善西部人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