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作者連續第三次評論1989的政治事變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影響。上一次評論指出,朱鎔基抵掌經濟大權,實行了一個以中央集權的方式領導經濟改革的策略。這個策略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帶來了一些重要的不利影響。這些不利影響包括,一,忽略了金融和銀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二,壓制了地方推動產權改革的主動性;三,助長了地方的腐敗,導致非法收入急劇增長,使中國宏觀經濟失調。上一篇評論重點討論了第一個負面影響,今天,重點討論另外兩個負面影響,並結束關於六四對中國經濟政策影響的評論。朱鎔基如何壓制了地方產權改革的努力呢?在九十年代初,各地政府興起了一個改革企業產權制度的熱潮。有的地方把企業轉讓給經營者和職工,實行所謂股份合作制,有的地方乾脆把企業賣給了海外的投資者。朱鎔基對地方政府的這些改革極不信任,百般挑剔。東北大連和福建廈門政府向外商出賣國有企業,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果,但是朱鎔基斥之為賣國,堵死了地方推動產權改革的一條重要途徑。山東諸城,把負債累累的地方國有企業通過資產評估,轉讓給企業職工,也獲得了積極的效果。諸城的經驗,不僅在山東,而且在全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釵h地方政府紛紛效仿諸城,推動本地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可是,朱鎔基總是感覺地方政府與職工的產權交易讓國家吃了大虧,是地方政府損害國家利益以利地方財政的陰謀。他極為粗暴地訓斥積極改革的地方領導人,指責他們以低于帳面的價格向職工轉讓國有企業資產。所謂帳面價格,就是指國家對企業的投資加貸款,而不是指企業的市場評價。事實上,朱鎔基對地方領導人的指責暴露了他以計劃經濟的思想來看待國有企業的資產價值,而對市場經濟十分無知。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資產價格要由預期收入來決定。由于釵h國有企業既有投資失誤,又加上管理不善,企業的帳面價值遠遠高于其市場價值。朱鎔基堅持按帳面價值轉讓產權,等于是反對把產權轉讓給有能力經營的人。但是,維持徒有其名的帳面價值,嚴重拖延了國有企業的實質性改革。朱鎔基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為由,阻止了一場本來是很有希望的產權改革。朱鎔基的集權改革策略,雖然可以有效地阻止地方政府進行積極的市場化改革,卻不能有效地阻止地方政府欺上瞞下,假公濟私。在脫離實際的集權方針影響下,地方官員想作好事很難,但是想作壞事反而更容易。因此,集權改革的方針產生了逼良為娼的效果。自六四以來,地方領導人,國有企業的經理瘋狂地侵吞公共財富,除了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以外,朱鎔基不切實際的集權方針,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宏觀的角度來看,腐敗盛行大大加速了個人非法收入的增長。目前,大小投資項目在實際執行之前,至少被轉包了三次。每一元名義投資,有三角甚至七角被中間人裝入自己的荷包。非法收入增長的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各種匿名的巨額存款以及個人手持現金的急劇增長。據中國有關人士估計,非法收入占個人存款和手持現金的數量在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非法收入的迅速增長在1994至1996年間是推動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刺激了消費和房地產投資的增長。1997年以來,當非法收入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時,非法收入的高速增長,越來越成為導致通貨緊縮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大量的非法收入既不用于國內投資,也不用于國內消費。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中國興起的小留學生熱。近兩年來,從中國自費往發達國家讀中學的人數激增。一個小留學生在國外的費用高達十五到二十萬人民幣。但是,願意把兒女送往國外的父母有增無已。目前,得到一個簽證的黑市價格已經高達人民幣數萬元。在過去兩年里,通過各種渠道每年流出中國的外匯超過三百億美元。在集權改革方針的影響下,支持中國經濟增長最關鍵的因素,即通過自下而上的改革提高經濟效率的積極性受到普遍壓抑,而代之以在改革的名義下,大肆化公為私。這個嚴重的傾向由于外資和出口工業在九十年代初的迅速增長,被掩誚矰F。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下,中國經濟的深層問題才開始暴露。人們驚訝地發現,中國經濟增長突然變得十分乏力。 (梁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