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大陸的人會發現，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有一個新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各种媒体上，這個詞就是"弱勢群体"。弱勢群体本不是共產党的語言。在共產党的標准語匯中，一切社會群体都必須用階級的理論來描述，而"弱勢群体"，按照共產党的說法是西方國家用來混淆階級界線的概念。但是，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共產党的階級理論越來越成為當權者的政治負擔。共產党的正統理論認為，工農是勞動階級，在共產党的政權下，他們不僅不應該是弱勢群体，恰恰相反，他們應該是領導階級。大陸的現實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工農勞動者，不僅失去了過去徒有其表的政治地位，而且實際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也每況愈下。新興的有產者和白領階層雖然不得不對共產党當權者伏首稱臣，但是，他們已經不需要把工農放在眼里。普通勞動者，不僅繼續是貪官污吏欺凌的對象，也越來越多地被市場的風浪所左右。在傳統的共產制度下，工農勞動者雖然在政治上被捧得很高，但是并沒有有效的法律來保護他們的基本權益。對工農基本權益的保護主要是通過計划經濟体制來實現的。這种体制，以犧牲效率為代价，并沒有達到平等。在計划經濟下，大家都窮，只不過有些人更窮罷了。大陸的經濟改革，在逐漸廢除計划經濟体制的同時，當權者出于政治的原因，不敢正視工農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的基本權益沒有法律保護的事實，結果把他們置于任人宰割的境地。在當局的姑息下，大陸侵犯普通人基本權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社會不公正的問題越來越尖銳。當局對侵犯民權的姑息表現在各個方面。最主要的是對立法和司法的不公無動于衷。其次就是系統的壓制媒体對各种不公正事件的報道。《南方周末》之所以在大陸媒体中一枝獨秀，說穿了，就是因為《南方周末》曾有不尋常的政治背景，因而敢于較多地揭露大陸的各种不公正現象。大陸當局認為，允許媒体大量報道社會的不公正現象，會威脅到共產党統治的合法性。這种考慮，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無止境地姑息社會的不公正，其后果也只能是社會的不穩定。大陸媒体最近不得不對媒体進行并不情愿的改革，正是因為后一個邏輯越來越明顯了。長期以來，大陸社會最大的不公，就是廣大農村居民被當作二等公民，被剝奪了許多最基本的權利。缺乏法律和政府的保護，大陸農民成為各种社會惡行最經常、也是最嚴重的受害者。那些淹死或被壓死在非法煤窯中的礦工，那些被燒死在缺少防火設備的車間中的女工，那些被雇主騙去全年工資的建筑工，等等等等，無一不來自農村。最近大陸中央電視台報道的一例惡行，就發生在天子腳下的北京城。一些貪婪的工厂主，把女工長期關在密閉的房間。結果許多女工都發生苯中毒，至少有五個少女死亡。面對不公平的社會，越來越多的農民走向犯罪。農民是目前大陸各种惡性刑事案件最主要的肇事者。百分之九十的銀行搶劫、凶殺搶劫都是農民干的。農民以這种形式對社會不公進行反抗，顯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并給大陸當局帶來越來越高的統治成本。大陸當局不得不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對警察、監獄的預算。目前，盡管大陸當局仍然不愿意給農民的遷移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將近一億農民事實上已經生活和工作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想把這些人赶回農村已經不可能了。繼續听任對這些農民的各种侵權行為泛濫，勢必將威脅到城市人，特別是當今各种權貴和新富的生活安定。因此，享有种种特權的城市人，也越來越感到有必要，防止事情走向极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媒体對"弱勢群体"的關怀突然升溫，一些本來天天發生在身邊的鄉下人的悲慘遭遇，也成了新聞。比如一對來自張家口農村的老年夫婦，帶著一個傷殘的孫子，在北京苦苦掙扎，但依然無力支付孫儿的手術費。祖孫兩代前景暗淡。大陸媒体的這個變化，當然是一個值得歡迎的發展。至少，這些報道有助于恢复大陸社會對弱者的同情心。而對弱者的同情心，是一切社會正義的基礎。問題是，大陸媒体對所謂"弱勢群体"的關怀，是一种來自特權者的關怀。者种"俯視"的關怀，并沒有對每一個人平等權利的訴求。這种關怀，是否能夠促進一個更和諧和富足的社會，恐怕是大可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