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評論中，作者談到高速的經濟增長對於中國社會尤其是統治者而言已經變成了一幅須臾不可或缺的護身符。在中國，不僅沒有增長不行，甚至低速增長也不行。
這首先是由中國現階段的社會性質決定的。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社會變形的過程中。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社會不同階層的相對利益需要進行劇烈的結构性調整。一方面，一些過去受到壓抑的社會階層需要迅速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以至於政治地位。但是另一方面，這种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很容易引起社會沖突，因為那些社會經濟地位相對下降的社會階層會對任何侵犯他們既得利益的政策和社會變革作出激烈的反抗。如果社會能實現高速增長，新近的社會貴族便可以通過在經濟增量中得到更大的份額來增強自己的利益，而不用去通過降低社會地位相對下降的那些階層的絕對收益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只有這樣，社會的變革才有可能和平的進行。
在中國，觀測這种社會變革的一個明顯指標是科學技術人員和大學教師，以及私有企業主等等社會階層的經濟和政治地位變化。在毛澤東時代他們處在社會的底層，在八十年代他們逐漸洗刷了毛澤東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政治污垢，但是并沒有在經濟上得到相應的補償。他們在經濟上的崛起主要發生在九十年代。也就是說，自九十年代開始，他們在社會發展中所得到的利益在社會總体利益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應該說，這种變化本身是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的，是一种社會進步。因為這一部分人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方向。但是，他們與普通工人、農民之間相對社會地位的這种變化本身就意味著經濟、政治利益的調整。可以想象，如果沒有經濟的高速增長，許多他們與工人、農民之間的利益沖突便得不到化解或緩沖。
中國需要高速增長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腐敗現象的日益嚴重和中國人民對此容忍度的日益降低。應該說，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共產党已經基本完成了由一個革命党向執政党的轉變。這個轉變完成的一個重要標志便是它已經將自己統治的基礎由對普通民眾的意識形態動員轉向依靠經濟和知識精英來對國家進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在這個轉化過程中，沒有任何民主制約的社會精英們的腐敗极度加劇。腐敗引起的普通民眾的憤怒已經构成對統治者的一個嚴重威脅。統治者認識到，經濟的增長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已經變成他們統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礎。有人形象地說，在中國，現在是經濟增長和社會腐敗在賽跑。如果有了高速增長，普通民眾的生活能夠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么統治者便可以以此換取人們對腐敗現象一定程度的容忍。否則，執政党就會失去民眾的容忍，從而失去統治的合法性。其實這种賽跑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游戲。按照人的本性，管理者們的欲望是不會有止境的。而經濟的增長終究是要受到現有經濟的存量、人類接受新知識和創造新技術的能力等各种因素制約的。人類發展的歷史明，經濟永遠只會以數學級數增長，沒有制度制約的官員的腐敗卻非常容易成几何級數增長。常識告訴我們，在這場游戲中，經濟增長最終會輸給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