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中国调整了部分消费税率。这次调整的特点，一是税目有所增加，由原来的十一个增至十四个；二是税目和税率的调整更加明显地反映了希望限制消费的领域。新增的税目包括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等奢侈品和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资源消费品，同时也扩大了石油制品的消费税征收范围。涉及税率调整的包括白酒、小汽车、摩托车、汽车轮胎等。
任何社会，只要有政府存在的必要，就必然有税收存在的必要。对这一点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论。对税收的争论大多围绕著两个焦点：一是税收的水平定在多高为合适，而是应该对哪些项目征税。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两点实际上集中地反映了不同的统治集团的治国理念。
主张小政府的政党，主张少收税的理由是，税收的太多打击了社会中有能力的那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而这部分人一旦不努力工作，穷人们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到头来国家必须征收更多的税来救济穷人；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他们的第二个理由是，如果以税收为支撑的社会福利过高，既提高了生产成本，使得本国产品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从而产生更多的失业者和创造出对社会福利的更大需求，又容易养成穷人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性。主张少收税的第三个理由是，税收越高，官僚机构就越大，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益就越低。到头来，官僚机构自己吃掉了税收中的一大部分，这实在是不合理。
主张增加税收来提供社会福利的政党的主要的观点是，社会应该通过税收来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从而实现社会公正。在他们看来，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国家有责任向每一个人提供这样的服务。而唯一能够保障类似的社会福利的途径，只能是征税。
客观地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合理的成分。一个强调效益、另一个强调平等。一个侧重现实，另一个则侧重理想。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选民们对政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们的社会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的选择。从西方政党政治的历史来看，主张这两种不同的政策的政党轮流坐庄，似乎也反映了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不同需要的认知。当一个社会生产效益低下的时候，人们会将侧重点放在提高效益上；当社会中的收入不均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人们则会将侧重点放在争取社会平等上。现代社会正是依靠这两条腿不断前进的。
中国经济经过了长达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不公正、尤其是贫富之间的差别已经成为世界之最。应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的税收政策向平等方向倾斜的时候了。这一点，似乎也是近两年来举国上下进行改革反思的一个主旋律。那末，中国是不是可以向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那样，通过效益和平等这两条腿的轮番前进来协调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前进呢？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不错，在所有文明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的确是在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之间摇摆。但是，在那里有一个成熟的社会机制，来使得这种摇摆不至于失去控制。也就是说，既不会出现“打土豪、分田地”似的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暴民政治；也不会出现赢者通吃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人道的局面。这个一种社会机制的基石是两条：一是表现社会理性的独立的立法、司法系统和新闻制度；二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中国没有这样的制度，因此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也并不是一个效益和平等的矛盾。通常在效益和平等的矛盾背后，是穷人和富人之间在利益上的冲突。而中国的矛盾本质则是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权力能为权力持有者和他们的亲属们创造财富，能够主宰无权者的命运。不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也有一些人从无到有，变得富裕起来。但是，他们必须与权利联姻，或者至少在权力面前俯首称臣。否则，不仅所有的财富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搞不好甚至会家破人亡。
以此次消费税的调整为例，对所谓的奢侈品的征税，如大排量的汽车、高尔夫球、高档手表等，的确是会涉及到一部分富人的利益，但是他们绝不会涉及到持有权力的富人们的利益。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的权力持有者坐豪华汽车、戴高档手表、打高尔夫球没有一个是自己付费的。同时，为他们买单的人们，自然懂得如何通过权力将提高了的成本再加倍地捞回来。
与此同时，人们也不难注意到，一些直接涉及到权力者们的切身利益的税收则迟迟无法出台。例如，人们长期呼吁的房地产税，虽然它既能增加国家税收，从而加大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又能平抑长期居高不下的房价，帮助一般民众得到价格合理的住房，但是，中国政府就是迟迟不愿开征这一税种。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开征房地产税，中国的权力持有者和他们的亲属将不得不被迫为他们占据的大量豪宅交付一笔不低的税款。权力的持有者既然掌握著制定税收政策的权利，他们当然不会干那种损害自己利益的傻事情。
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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