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新聞還是“黨天下”--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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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京報》主編楊斌和幾個副主編被同時解職，引起海內外輿論大嘩。《新京報》的上司是《光明日報》，《光明日報》直屬中宣部。1957年時，《光明日報》屬民主黨派，總編是儲安平。儲安平因提出“黨天下”這個經典右派言論而獲罪，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後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轉眼間，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經濟已經一改往日的積弱積貧形象，以第六大經濟實體崛起於世界舞台。但在新聞與傳媒領域，中國仍然是一個孱弱的，畸形發育的貧瘠兒。在輿論鉗制與打壓記者方面，中國仍然是“黨天下。”

說它孱弱，是因為它不敢發出真實的聲音，不敢披露真相。說它畸形發育，是因為它只有權報道對“黨”有利的消息，卻無權報道對“黨”不利的消息，更無權監督與制衡“黨”主人的行為。說它是“黨天下，”是因為“黨”仍然在新聞與傳媒領域說了算。所謂說了算，就是說，新聞與傳媒仍然不折不扣是“黨”的喉舌，不是群眾的喉舌；是“黨”的宣傳工具，不是批評與監督的工具；是政府的私器，不是大眾的公器。

廣州的出租車司機閱讀報導非典的《南方都市報》。(法新社﹐2004年圖片)

共產黨打天下鞏固天下靠的是槍桿子與筆桿子。筆桿子的重要性，中共從建政以來須臾未敢忘記。掌握筆桿子控制筆桿子操縱筆桿子成了中共宣傳部門的看家本領，而新聞與傳媒就是中共的筆桿子，社會主義的“輿論陣地，”中共政權的宣傳工具與喉舌。這個沿襲幾十年的新聞體制，是新聞記者及媒體頭上的緊箍咒。但凡記者與媒體有一點越軌言論，中共宣傳部與新聞署就會念上一遍緊箍咒，而“孫悟空們”立刻就會噤聲，就會自律，就會退卻。

然而不曾退卻的，敢在“黨”的天下打“擦邊球”的仍有人在。《新京報》及其主編就是這樣的勇者。他們前赴後繼，百折不撓，繼承其前輩《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大膽敢言為民請願勇揭弊端的精神。《新京報》的前任主編程益中被免職後，楊斌繼任，不改初衷，照舊針砭時弊，報道大量敏感話題。

這些勇者敢於在黨的核心地域，挑戰“黨天下”的權威。有人說，目睹中國新聞之現狀，人們不難發現，距離中共權力中心越遠，新聞傳媒可享受的自由空間就越大。設在數千裡之外的廣州《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就是鬥膽挑戰中央宣傳部門的權威揭露社會弊端的典型。然而，傳承了南方自由精神的《新京報》就設在中共權力中心北京，其爭取自由空間打“擦邊球”的難度顯然高於兩家南方報紙，其膽量和勇氣也更上一層樓。

這些勇者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揭發政府的失職失策與失德，無畏無懼。面對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新京報》卻是敢怒更敢言。去年六月河北定州爆發農民大規模抗議六人被當局鎮壓致死，《新京報》是最早透露這一事件的報紙。八月，《新京報》在頭版報道廣東興寧礦難百余人死亡，直指背後有官商勾結；十一月，鬆花江污染導致哈爾濱大停水《新京報》也最早站出來批評當局掩蓋真相。《新京報》這種大膽直言雖然為百姓所喜歡，卻讓中共當局極為惱火。

“直言者，國之良藥也。”新聞的要害就是“直言，”就是儲安平所說的“揭露，揭露，再揭露，”就是批評與監督，就是為社會治病。舉目天下，任何一個民主社會，新聞與傳媒形同第四權力，用直言與真相，對司法立法執法中的不公不平不義進行政治監督。反觀中國，“黨天下”不允許這樣的“直言”和雜音存在。凡是膽敢挑戰“黨天下”或中宣部宣傳底線的，都沒有好下場。儲安平，《新京報》主編們，《紐約時報》研究助理趙岩，《海峽時報》記者程翔，還有蔣彥勇，師濤，姜維平，等等，都因為直言和敢言而獲罪，而遭到整肅。

二十五年前，中國經濟改革開始“摸著石頭過河，”共產黨把幹預經濟的權力歸還給個體，集體和團體。如今成績斐然，經貿大國的彼岸就在眼前。然而，中國的新聞與傳媒，至今仍然停留在“黨天下，”新聞仍然沒有監督權，人民仍然沒有知情權。試問中共當局，如此一個跛腳大國焉能創造“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