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76年文革結束，中共告別“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三十年了。在這段不短的光陰里，中國人民經歷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個朝代，而歷史的鐘擺卻一直在左右擺動。
很多人都記得，鄧小平在文革后复出，曾一度對毛澤東時代的极權專制和原教旨共產主義非常反感。他對來訪的埃塞俄比亞國家元首說：“你們不要搞社會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他在訪問日本時說：“要搞明白，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跟著美國跑的國家都富起來了”，“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在英美這樣的國家不會發生”。而最重要的是，他說，壞的制度能讓好人變壞，好的制度能使壞人作惡受到制約。他那時提出了一套政治改革的設想，很有气魄和膽識。遺憾的是，它連一天也未付諸實施過，就被鄧小平自己打入了冷宮。
政治改革的冷凍，經歷了六四血腥鎮壓，使中國的政治環境雪上加霜，中國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這种改變反映在江澤民執政的15年里，中共的統治從指導思想到實際操作都急劇劣質化，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迅速“變味”。中共沉溺在腐敗醬缸里不能自拔，還要鼓勵全民一起腐敗，并不惜摧殘甚至毀滅民族的基本道德和精神尊嚴。最不堪回首的是，八十年代的中國人的理想、朝气和昂揚向上的精神被扼殺了，普通百姓喪失了誠信，政府更是毫無公信力。整個社會如滔滔濁流，貪污腐敗、貧富不均、濫權枉法、吏治黑暗、無官不貪、無富不奸、私德蕩然、公德崩潰。
而知識分子更是普遍患上“犬儒病”。他們本應作為社會的良心，針砭現實，批判社會，監督政府，但他們選擇的是逃避道義，崇尚權力，貪求物欲。他們背向社會，背向人生，甘于精神矮化。為了推卸良心的譴責，他們不僅把自己的道德矮化了，還要去矮化比他們高大的人，把標尺的刻度拉下來，使自己看上去也不那么矮。可以說，江澤民時期是一個政治低气壓的腐爛時代。
本來，從中共建國開始，共產党就壟斷著從公共權力到經濟命脈等一切資源，但還未能做到從根本上毀掉知識分子的精神道統。毛澤東使用狂暴手段包括靈与肉的兩個方面，扭曲和“改造”了中國人，特別是一代知識分子的靈魂，但也造就了一群烈士，比如林昭、顧准、張志新，等等。但到了江澤民的后极權時代，連知識分子道統的傳承者和殉道者都香火凋零了。
胡錦濤的時代是用“和諧社會”鳴鑼開道的。從這次兩會的造勢就可以看出，胡溫提出“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是要試圖糾偏江澤民時期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對一些已經下放給地方的權力和資源，中央再度收回。所謂的胡溫新政，依然是要全盤壟斷公共權力和經濟資源，依然是一個專政集權的全能政府。胡錦濤一邊講“和諧”，一邊又以最嚴厲的國家暴力机器來對付民間的維權運動，就是集權政体的本能。而且，按照溫家寶的說法，這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堅持100年”。
回顧后文革三十年，歷史的鐘擺左右擺動，但始終無法脫离專制主義的主軸和既定的擺動幅度。中國的經濟在向前走，它的政治体制卻停留在三十年前，它不止是中國變革的絆腳石，最終有可能成為引發政治和經濟大危机的定時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