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鄧小平在六四血案中起的作用,一直有一种很流行的說法,即,鄧小平決定動用軍隊鎮壓學潮,是受了李鵬等人的誤導。根据這种說法,89民運初期,鄧深居簡出,不了解學生的真正訴求,因此被李鵬、陳希同等謊報的“軍情”所蒙蔽,錯誤的調動軍隊,血腥鎮壓了學生運動。有人甚至因此而把鄧小平比作三國中受了愚弄,中了反間計的蔣干。在我看來,這种說法,不符合鄧小平的政治個性。

鄧小平的政治個性有几個特點。其一,大事清楚、小事也不糊涂。毛澤東在1975年對唐聞生說起身后事時提到,葉劍英大事不糊涂,鄧小平則是小事也不糊涂。其二,果斷果敢,喜歡說了算。毛曾說過,這個世界上,衹有他還能壓住鄧,他死了,沒有人能壓住他。鄧自己也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其三,不妥協、不認輸,像“鋼鐵公司”一般強硬。毛澤東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公開稱贊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不妥協,不認輸”,“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气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
鄧的政治個性,在他文革期間下放江西拖拉机厂時,顯得無足輕重。但到了70年代末,四人幫倒台之后,這种政治個性就有了用武之地。那時在中共党內,鄧小平在資歷、閱歷和實力方面的优勢,無人可比,所以,老鄧一出,誰与爭鋒?本來,具有這种個性的政治領袖,在有限制、有監督的權力結构下,可以成為促進中國轉型當仁不讓的推手。可是,鄧的政治個性,在沒有限制沒有監督的一党專制下,演變成一言堂、家長制,并最后釀成了舉世震惊的六四慘案。
詭异的是,毛澤東的一言堂和家長制隨著毛澤東灰飛煙滅了,而鄧小平,在清算了毛發動的將他家人整得死去活來的文革之后,繼承了毛的一言堂和家長制。最經典的鄧氏一言堂案例就是鮑彤所列舉的六四公案。鮑彤說,一九八九年五月,趙紫陽曾獲得政治局支持,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民運,但后來被鄧小平一人推翻,后者決定以武力鎮壓。
這种“一言堂政治”,在六四期間被鄧小平的政治個性推向了极致。鄧小平的政治個性顯示,他不是蔣干,他一點兒也不糊涂,他沒有誤信李鵬等人的匯報。李鵬等人像小丑一般上竄下跳,向鄧小平“謊報軍情”,實際上与鄧內心對學潮的判斷正相吻合,而李等人在運作“四二六”社論時,動作极快,效率极高,不是摸透了鄧的心思,就是受到鄧的鼓勵。
而鄧小平從學運一開始就表示反感,到后來為其定調,最后命令向手無寸鐵的學生与平民開槍,一直是他主宰大局,一直是他“說了算”。當然,當他決定開槍時,心里可能有點兒不踏實,但即便不踏實也絕不后悔,絕不認錯。他還在世時,就應當已經确認,衹要他健在,衹要受惠于六四的江澤民健在,甚至衹要他隔代欽點的胡錦濤健在,六四就不能平反。
有些人在探討誰制造了六四這個問題時,把胡耀邦的天真,趙紫陽的聰明,楊尚昆的權欲,李鵬的詭詐,知識分子的自私,還有學生的幼稚,一網打盡,大有讓所有參与者平分六四責任的架勢。誠然,許多因素許多人物起了許多作用,但是,六四屠城的主角,仍然非鄧小平莫屬。而鄧小平以他絕不認錯的政治個性、“我說了算”的一言堂和家長制,及其對中共一党專制的絕對堅持,制造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次大倒退。而這個大倒退,正在使今天的大陸付出慘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