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与毛澤東有一場有趣的對話。黃炎培說: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從興旺到滅亡的周期率,每個朝代幵頭都是好的,后來腐敗了,滅亡了,這就是周期率。他對毛澤東說:在歷史上,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欣然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衹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衹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那時,毛澤東的民主气魄很大,可是他是個口頭民主派。自從毛澤東和中共奪取天下之后,“人民來監督政府”的諾言便被扔到了九霄云外,他所承諾的民主新路,更是塞滿了專制的荊棘。在他主政的20多年中,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從未間斷。人民終日生活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全面恐懼之中,直到他去世。
這种全面恐懼的政治環境,在70年代末有了緩解。鄧小平复出以后,對文革中他家人,他戰友以及他本人的遭遇,痛定思痛,反思了中共所犯的錯誤。他說,“在民主的實踐方面,我們過去做得不夠,并且犯過錯誤。林彪、‘四人幫’宣傳什么‘全面專政’,對人民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我們已徹底粉碎了這個專政”。鄧小平把中共對人民犯下的全面專政的錯誤,統統算在已經成為落水狗的林彪和“四人幫”頭上,然后承諾,要努力擴大党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并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可是鄧小平也是一個口頭民主派。他鞏固權位之后,就從“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宣言上撤退了。他把民主扭曲為資產階級民主,說美國搞三權鼎立實際上是三個政府在打架,毫無效率,而中國不能搞那樣亂哄哄的民主。于是,他把一切主張民主改革的聲音都當作“反對、妨礙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西”,和“導致中國混亂甚至動亂的因素”,進行強力取締和武力鎮壓。六四事件就徹底暴露了鄧小平口頭民主掩蓋下的專制真面貌。
第三代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和他的前任一樣,也喜歡將民主挂在嘴頭上,寫在書報中。据說江澤民的民主觀,已經成了体系,洋洋灑灑由五大方面組成,民主地位論、民主本質論、民主制度論、民主動力論和民主國情論。可是一旦要玩真的,所有這些民主論都要退避三舍,為江的“与時俱進”的鎮壓讓步。更有甚者,江鼓勵金錢至上,就像《笑傲江湖》中的任我行,用化功大法,把人民監督政府的要求和愿望竟行化去,轉移到對金錢的瘋狂追逐上。
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迄今為止也像一個十足的口頭民主派。他去年訪美期間,在耶魯大學兩次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當時許多海內外華人為此熱血沸騰,以為中共在六四鎮壓后,又要改邪歸正,重歸民主新路了。可是人民很快就失望了,因為他們發現,胡錦濤一邊大談民主監督,一邊加緊鎮壓維權人士和异議人士,而誰要真的對中共、對政府實行監督,誰就沒有好下場。
《紐約時報》在2003年胡錦濤就任不久,登過一篇文章。該文認為,中國式民主是進兩步退一步。如果說在民主承諾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是進兩步退一步,那么在民主實踐上,中共走了60余年,卻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至于中共能不能走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今天的胡錦濤已經壓根兒沒有當年毛澤東的那份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