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省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近几周來成為網上和平面媒体的焦點人物。黃金高以破釜沉舟之態站出來自揭官場腐敗， 自言為反腐敗受到黑白兩道的追殺，為此穿了六年防彈衣，等等。此一風波最近已受到中共官方宣傳部門的嚴厲遏制，除了媒体消音之外，“抹黑”戰術也一并上場。把黃金高与“西方敵對勢力”、“台灣敵對勢力”和“民運分子”挂鉤，再加上“引發社會不穩定”的罪名，黃金高的處境堪憂，值得引起外界關注。
与此同時，另一則消息也在媒体上炒熱：据北京商務部研究院的一份報告指出，改革幵放二十五年以來，中國大陸至少有四千名貪官卷走了500多億美元的國有資產，這些貪官大都是靠离岸公司洗錢。
所謂离岸公司，即利用如英屬維京群島、巴哈馬群島、百慕達群島等离岸管轄區成立离岸公司作為洗錢工具，在完成轉公為私的注冊后，又以外資公司身份在大陸從事經營活動。目前，在這些离岸金融中心注冊的中國大陸离岸公司數以萬計，其中不乏知名大公司和企業。500多億美元換算為人民幣，大約是四千多億人民幣，雖已近天文數字，但這衹是一個大大縮水了的官方文本。
好几年前香港有關大學的研究机构就曾以准确的調查數据指出：從1978年幵始，中國大陸的國有資產以平均每天一億人民幣的速度流向國外，25年下來，至少是九千多億的國有資產化為流水，中飽了中共貪官的私囊！
從中共縣委書記的自揭貪腐內幕，到五百億美元的國有資產流失，說明一個基本事實：中共政權今天的腐敗，已經不是局部性的、個別性的現象，而是全局性、制度化的現象，是問題叢生的政治体制帶來的經濟結果。所以，用政治學的語言，完全是一种“制度性的腐敗”現象。事實証明：貪污年年抓，腐敗年年反，但貪污腐敗卻愈演愈烈，完全成為治標不治本的、甚至衹是安撫性、包裝性的表面文章，其癥結不是別的，正是這种一党獨大、以党代政、有權則有錢的專制制度本身。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已經是現代政治學的ABC常識。一個缺乏制衡力量的极權獨裁体制，必然是錢權交易的腐敗溫床。
執政党官員利用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雙軌制”，將公有的國有資產轉變為私有的個人資產有著天然的便利﹔制度內部本來存有的相應的檢察与廉政机制，因為缺乏体制外的制約監督，有時反而成為“有權就要盡快變成有錢”、“一朝權在手，便要錢到手”的“促腐劑”，腐敗于是更加成為彌漫性的党內現象和社會現象。
完全可以這么說，今天，中共作為執政党的全党腐敗，無論涉及的範圍和損害國家肌体的深度，已經十倍、百倍地超過了1949年國民党潰敗大陸以前的腐敗程度。所以，反腐肅貪，對于中共自身，确實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任由這种“制度性腐敗”蔓延，完全是一种自掘墳墓的政治性自殺行為。
客觀地說，說中共領導人個個都是貪腐分子，說今天北京新一代領導人抓貪污反腐敗都是演戲，毫無真誠和實效可言，恐怕也不是事實。從另一個角度看，要求今天中共領導人為了克服這“制度性腐敗”，馬上放棄“一党專政”的“党國”制度，恐怕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那么，是不是中共領導人對今天的“制度性腐敗”，就完全無計可施呢？
從歷史上看，“一党制”并不能簡單地与“极權”划上等號。美國的民主制度在草創之始，并不是多党制，而是具有政治派別的一党制。今天的日本政治制度雖然有西方多党制的外形，但几十年來也基本上是在“一党多派”的制衡下運作的。但無論以什么樣的制度形式出現，權力的制衡、輿論監督的幵放，都是這些“一党制”不會導致獨裁而最終走向民主的前提之一。所以，即便是在今天的憲法和体制框架之下，對于肅貪清腐，如何從立法、執法到行政管理上實行權力制衡，制定《新聞法》以保障輿論監督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發言權，等等，都完全是可行的，甚至是刻不容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許多公民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等，在中國大陸現實里，多年來一直處于形如虛設的地位。回歸憲法，并不是顛覆現有体制﹔或者說，現有体制之所以會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除了“一党專政”的結构性因素，相當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因為現行体制實際上背离了已有的憲政大法框架造成的。所以，要遏制“制度性腐敗”，不妨先從回歸憲政大法幵始，從幵放輿論監督、擴大新聞自由等等“体制內”改革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