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近几周来成为网上和平面媒体的焦点人物。黄金高以破釜沉舟之态站出来自揭官场腐败， 自言为反腐败受到黑白两道的追杀，为此穿了六年防弹衣，等等。此一风波最近已受到中共官方宣传部门的严厉遏制，除了媒体消音之外，“抹黑”战术也一并上场。把黄金高与“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和“民运分子”挂钩，再加上“引发社会不稳定”的罪名，黄金高的处境堪忧，值得引起外界关注。
与此同时，另一则消息也在媒体上炒热：据北京商务部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改革幵放二十五年以来，中国大陆至少有四千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的国有资产，这些贪官大都是靠离岸公司洗钱。
所谓离岸公司，即利用如英属维京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达群岛等离岸管辖区成立离岸公司作为洗钱工具，在完成转公为私的注册后，又以外资公司身份在大陆从事经营活动。目前，在这些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中国大陆离岸公司数以万计，其中不乏知名大公司和企业。500多亿美元换算为人民币，大约是四千多亿人民币，虽已近天文数字，但这只是一个大大缩水了的官方文本。
好几年前香港有关大学的研究机构就曾以准确的调查数据指出：从1978年幵始，中国大陆的国有资产以平均每天一亿人民币的速度流向国外，25年下来，至少是九千多亿的国有资产化为流水，中饱了中共贪官的私囊！
从中共县委书记的自揭贪腐内幕，到五百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中共政权今天的腐败，已经不是局部性的、个别性的现象，而是全局性、制度化的现象，是问题丛生的政治体制带来的经济结果。所以，用政治学的语言，完全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现象。事实证明：贪污年年抓，腐败年年反，但贪污腐败却愈演愈烈，完全成为治标不治本的、甚至只是安抚性、包装性的表面文章，其症结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一党独大、以党代政、有权则有钱的专制制度本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经是现代政治学的ABC常识。一个缺乏制衡力量的极权独裁体制，必然是钱权交易的腐败温床。
执政党官员利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轨制”，将公有的国有资产转变为私有的个人资产有著天然的便利﹔制度内部本来存有的相应的检察与廉政机制，因为缺乏体制外的制约监督，有时反而成为“有权就要尽快变成有钱”、“一朝权在手，便要钱到手”的“促腐剂”，腐败于是更加成为弥漫性的党内现象和社会现象。
完全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全党腐败，无论涉及的范围和损害国家肌体的深度，已经十倍、百倍地超过了1949年国民党溃败大陆以前的腐败程度。所以，反腐肃贪，对于中共自身，确实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任由这种“制度性腐败”蔓延，完全是一种自掘坟墓的政治性自杀行为。
客观地说，说中共领导人个个都是贪腐分子，说今天北京新一代领导人抓贪污反腐败都是演戏，毫无真诚和实效可言，恐怕也不是事实。从另一个角度看，要求今天中共领导人为了克服这“制度性腐败”，马上放弃“一党专政”的“党国”制度，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那么，是不是中共领导人对今天的“制度性腐败”，就完全无计可施呢？
从历史上看，“一党制”并不能简单地与“极权”划上等号。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草创之始，并不是多党制，而是具有政治派别的一党制。今天的日本政治制度虽然有西方多党制的外形，但几十年来也基本上是在“一党多派”的制衡下运作的。但无论以什么样的制度形式出现，权力的制衡、舆论监督的幵放，都是这些“一党制”不会导致独裁而最终走向民主的前提之一。所以，即便是在今天的宪法和体制框架之下，对于肃贪清腐，如何从立法、执法到行政管理上实行权力制衡，制定《新闻法》以保障舆论监督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发言权，等等，都完全是可行的，甚至是刻不容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许多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在中国大陆现实里，多年来一直处于形如虚设的地位。回归宪法，并不是颠覆现有体制﹔或者说，现有体制之所以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除了“一党专政”的结构性因素，相当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现行体制实际上背离了已有的宪政大法框架造成的。所以，要遏制“制度性腐败”，不妨先从回归宪政大法幵始，从幵放舆论监督、扩大新闻自由等等“体制内”改革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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