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詞，最近在中國大陸官方和媒體文字中出現頻率很高，叫做“中國應當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三月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上，中央及各地代表的發言講話中不斷出現這個詞；春節過後，北京《讀書》雜志召集的關於今年經濟形勢的座談，席間知識精英的討論，就聚焦在這個詞上。近日，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的關於2006年-2020年《中國中長期發展的重要問題》研究報告，又在中長期目標的意義上，反復提到這個詞句。
這個詞句讓人感到“似曾相識”，其實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官方和民間在不同的歷史情狀下，對自己提出的自我認知和自我期許。
這個詞最早在這一代人的近期記憶裡浮現，大概是在一九七五年文革中的“四屆人大”會議前後。文革中毛澤東和中共的權力欲望極度膨脹，自譽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個“中國要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說法，包含了一種“要解放全人類三分之二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勞苦大眾”的意思。
文革浩劫結束以後，在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中，又有一個新的提法，叫做：“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那時候，鄧小平代表的是中共領導層中頭腦比較清醒的一撥人，知道共產黨對中國老百姓欠債太多，“中國的事情”實在是辦得不是太好──這個要“辦好的事情”，首先就是要平反多年的冤假錯案，解決中國老百姓的溫飽問題，其中包括就業問題、吃飽肚子問題、菜籃子和居住問題等等，也就是說，用當時的說法，“以這麼少的耕地養活這麼多的人”，就是中國對人類作出的最大貢獻。
經過二三十年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今天已經作為世界經濟超強實體在亞洲崛起。今天的中國已非“昔日阿蒙”，近期西方主流媒體頻頻以“中國的崛起”作為聚焦熱點，中共官方及其媒體則頻頻重提“中國應當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其背後真實的指涉是什麼？今天的中國，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怎麼樣才能真正“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呢？
從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近發表的《中國中長期發展的重要問題》研究報告看，該報告將未來十五年的中國社會發展分成兩步走：第一步，努力使經濟增長的方式有比較明顯的轉變，人民生活由初步小康過渡到水平較高的小康；第二步，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的基礎上，力爭使經濟增長方式發生實質性的轉變。這一報告延續的，是中共過去二十五年的為政思路，即：逐漸走出以意識形態主導國家政策的陰影，而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之道，簡單地說，也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思路。
但是，這一思路是有著很多盲點和誤區的。如果用“硬件”和“軟件”來比喻社會發展中的經濟、軍事與政治、文化的關系，上述中共國務院的中長期發展研究報告，既然是“中長期發展”，卻仍舊只注重“硬件”的建構而完全忽略“軟件”方面的建設，這將會帶來一系列的嚴重問題。如果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兩大軌跡──“人與自然”與“人與社會”這兩組大的關系來看，上述報告，則仍然只是一面倒地向“人與自然”的第一組關系傾斜，卻簡單地以“征服自然”作為發展的前提，片面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繼續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為代價，而最終也傷害了“人與自然”的根本關系。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中長期發展”觀，完全忽略了第二組關系──即“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平衡與建設，盲目在“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目標上傾斜，繼續限制自由與人權及其相關的政治改革，必然將付出政權結構的深度腐敗，社會利益沖突的日益激化、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貧富之間的差距繼續擴大等等巨大代價。
當今中國，應該怎樣才能為人類做出較大貢獻？一個不能給予自己的人民以自由和人權的國家，即便經濟再發展，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國家；一個被全世界主流輿論在各種民意測驗中壓倒性地認定“中國傷害人權”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對人類文明的正面發展，作出實質性的貢獻。一個意求以最陳舊、最落後的“一黨專政”、“一黨獨裁”的社會制度來片面追求經濟發展的國家，最後必定走上的是一種納粹法西斯式的道路，最終導致要麼社會爆炸、要麼自我崩潰、從而為禍人民、為禍世界的灰暗結局，絕對不可能真正的“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
從此次中共國務院的中長期發展研究報告看，當今中共領導層及其智囊機構，其為政思路，仍舊是無法擺脫短視的政治功利和政黨狹隘的，古人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一言以蔽之，中國今後的中長期發展，應該從片面追求“衣食足”的層面，提高到“知榮辱”──提高全社會的文明水平的層面了！自由和人權，直接就是跟文明水平相關的“榮辱”的范疇。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了，一個對老百姓的人性尊嚴、權利和榮辱表示漠視的國家，怎麼可能“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