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评论:“五四”死了吗？──“五四”的后代何在？──读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大文有感

2005-07-19

最近一段时间，海内外中文网站都在争相传贴一篇文章：《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作者署名是：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这是海内外中国人熟悉的一些尚健在人世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名字，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前中共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前任秘书李锐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

当然，如果要贴标签，这些都是共产党内知名的“自由派”或者“敢言派”。在笔者看来，这是真正代表中国的良心的一批良知未泯的共产党人，也是一批还痛苦地坚守著早年向往进步、参加革命的原初理想的共产党人。只是，读罢大文，笔者不禁掷笔长叹：今天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早就背叛了这些理想，对于他们，“五四”早已经死了！──几位前辈大文中列举的那些众所周知的“五四精神”：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人权，建立民主宪政，在“五四”86年后的今天，已经并且仍旧成为执政者禁忌的话题；几位革命老前辈的苦口婆心之言，一定会像年前的蒋彦永医生一样，遭受非软禁即查禁的命运。而且，这些都是一批八、九十岁，可以说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他们同样是像年轻时代一样，如果不是冒著掉脑袋、坐监牢的危险，至少也是冒著受软禁查禁、备受排斥、迫害的危险，拼力说出这番掷地有声的救党、救国之言的。他们是真正受益于“五四”、也代表著“五四精神”的一代人。

可是，他们的后代都上哪里去了？今天为国事操心的，敢于担起兴亡之责的，好像就剩下这些八、九十岁的耆老一辈，六、七十岁身处高位的，四、五十岁正当年的，二、三十岁开拓人生的，几代人都上哪里去了？！为什么环视国中，一片忙著歌唱“盛世”、喝酒碰杯、窦官买官的纸醉金迷，独独听不见他们的后代挺身而出加以回应的声音？！

“五四”精神真的死了吗？读罢这篇令人动容的大文，文中列举的“五四”精神及其所提出的深化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政治领域，肃清专制主义，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法治、分权制衡、具有健全的监督机制的政治制度；在经济领域，完善市场经济，实现农业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为民营经济提供创业发展和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禁绝权钱交易，堵塞产生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渠道；在文化领域，实现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取消舆论一律，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解除报禁；在社会领域，培育健康、健全的公民社会，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提高全体公民的基本素质，扶持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建立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群众组织……等等等等。可以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五四”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理想，不但没有死亡，更没有过时，而且在这几位老前辈的诚恳叙述中，更呈现出其具体、急迫重要性和可行性。这里面，没有一句话远离当前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严峻现实，没有一句话不是发自内心的爱党爱国爱民之言。

作为晚辈，笔者感到深痛的愧疚，这样的话题，这样的“问题意识”，不但被当今醉心权力的为政者们置若罔闻，好像，也成了我们年轻一辈的“前朝曲”，已经久违多时了！所以，文中才会重提“新启蒙”的任务，才会强调“讲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甚至连同这样的提法，我们也渐渐变得陌生起来了！是的，也许这篇文章使用的语言和概念范畴，很多似乎都属于“上一代人的表述”；但是，文中所具体列举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说“五四”以来老一辈前赴后继的抗争；就说建国以后，从五七年“反右”中的有识之士提出的多党政治、民主制衡、轮流执政；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提出的党内民主；文革当中张志新、林昭、顾准等反对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和一言堂，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呼吁的结束秦始皇式的专制暴政，一直到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1986年北京、上海、安徽大学生的民主示威抗争，1989年波澜壮阔的“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所呼吁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所有这一切的历史追求，都没有过时，都有待持之以恒的抗争、坚持和延续。可是，这一切，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上“正当年”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对于还在开始人生规划的大学生和“新新人类”们，似乎都变成不足挂齿、不屑关注的“不识时务”、“不合时宜”和“玩深沉”了！仔细读读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前辈发自肺腑的心声，我们每一个年轻晚辈，都值得为此清夜扪心，低回三思。──文章这样写道：

“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曾投身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建国之后，经过五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在我们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地发现：我们仍旧面临著反封建的民主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来追求宪政中华的仁人志士的愿望不致落空，‘五四运动’以来为民主革命英勇牺牲的先驱者的热血不会白流。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需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