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海內外中文網站都在爭相傳貼一篇文章：《發揚‘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作者署名是：李銳、杜光、李普、胡績偉、張定。這是海內外中國人熟悉的一些尚健在人世的老一輩共產黨人的名字，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前中共水電部副部長、毛澤東前任秘書李銳和《人民日報》前總編輯胡績偉。
當然，如果要貼標簽，這些都是共產黨內知名的“自由派”或者“敢言派”。在筆者看來，這是真正代表中國的良心的一批良知未泯的共產黨人，也是一批還痛苦地堅守著早年向往進步、參加革命的原初理想的共產黨人。只是，讀罷大文，筆者不禁擲筆長嘆：今天執政的中共領導人，早就背叛了這些理想，對於他們，“五四”早已經死了！──幾位前輩大文中列舉的那些眾所周知的“五四精神”：反對封建專制，爭取自由人權，建立民主憲政，在“五四”86年後的今天，已經並且仍舊成為執政者禁忌的話題；幾位革命老前輩的苦口婆心之言，一定會像年前的蔣彥永醫生一樣，遭受非軟禁即查禁的命運。而且，這些都是一批八、九十歲，可以說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他們同樣是像年輕時代一樣，如果不是冒著掉腦袋、坐監牢的危險，至少也是冒著受軟禁查禁、備受排斥、迫害的危險，拼力說出這番擲地有聲的救黨、救國之言的。他們是真正受益於“五四”、也代表著“五四精神”的一代人。
可是，他們的後代都上哪裡去了？今天為國事操心的，敢於擔起興亡之責的，好像就剩下這些八、九十歲的耆老一輩，六、七十歲身處高位的，四、五十歲正當年的，二、三十歲開拓人生的，幾代人都上哪裡去了？！為什麼環視國中，一片忙著歌唱“盛世”、喝酒碰杯、竇官買官的紙醉金迷，獨獨聽不見他們的後代挺身而出加以回應的聲音？！
“五四”精神真的死了嗎？讀罷這篇令人動容的大文，文中列舉的“五四”精神及其所提出的深化民主革命的任務──在政治領域，肅清專制主義，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法治、分權制衡、具有健全的監督機制的政治制度；在經濟領域，完善市場經濟，實現農業從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為民營經濟提供創業發展和自由競爭的良好環境，禁絕權錢交易，堵塞產生官僚權貴資產階級的渠道；在文化領域，實現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取消輿論一律，廢除新聞檢查制度，解除報禁；在社會領域，培育健康、健全的公民社會，落實憲法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提高全體公民的基本素質，扶持弱勢群體，幫助他們建立能夠維護自身利益的群眾組織……等等等等。可以說，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五四”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精神，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理想，不但沒有死亡，更沒有過時，而且在這幾位老前輩的誠懇敘述中，更呈現出其具體、急迫重要性和可行性。這裡面，沒有一句話遠離當前中國社會所面對的嚴峻現實，沒有一句話不是發自內心的愛黨愛國愛民之言。
作為晚輩，筆者感到深痛的愧疚，這樣的話題，這樣的“問題意識”，不但被當今醉心權力的為政者們置若罔聞，好像，也成了我們年輕一輩的“前朝曲”，已經久違多時了！所以，文中才會重提“新啟蒙”的任務，才會強調“講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甚至連同這樣的提法，我們也漸漸變得陌生起來了！是的，也許這篇文章使用的語言和概念范疇，很多似乎都屬於“上一代人的表述”；但是，文中所具體列舉的民主革命任務，不說“五四”以來老一輩前赴後繼的抗爭；就說建國以後，從五七年“反右”中的有識之士提出的多黨政治、民主制衡、輪流執政；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提出的黨內民主；文革當中張志新、林昭、顧準等反對的個人獨裁、個人崇拜和一言堂，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呼吁的結束秦始皇式的專制暴政，一直到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1986年北京、上海、安徽大學生的民主示威抗爭，1989年波瀾壯闊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所呼吁的民主、自由、人權、法制……所有這一切的歷史追求，都沒有過時，都有待持之以恆的抗爭、堅持和延續。可是，這一切，對於今天中國大陸上“正當年”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們，對於還在開始人生規劃的大學生和“新新人類”們，似乎都變成不足掛齒、不屑關注的“不識時務”、“不合時宜”和“玩深沉”了！仔細讀讀這些八、九十歲的老前輩發自肺腑的心聲，我們每一個年輕晚輩，都值得為此清夜捫心，低回三思。──文章這樣寫道：
“我們在青年時代都曾投身民主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建國之後，經過五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在我們白發蒼蒼的垂暮之年，才遺憾無窮地發現：我們仍舊面臨著反封建的民主任務。這使我們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責任。我們希望，一百多年來追求憲政中華的仁人志士的願望不致落空，‘五四運動’以來為民主革命英勇犧牲的先驅者的熱血不會白流。中華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啟蒙運動，需要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