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美雙方及其媒體對近日胡錦濤訪美冠不冠“國事訪問”的稱謂而發生無聊口角之時——“無聊”者，其實反映了兩國之間對是次訪問的微妙心態；在胡錦濤登程前夕，海內外輿論又在猜測：第一次正式作為“中國政府第一號人物”訪問美國，胡錦濤將會帶給白宮及布什總統什麼樣的“大禮”呢？
有猜測會隨帶一籃子貿易清單的；更普遍認為，胡錦濤臨行前大概會放幾個政治犯，給美國作作人權姿態的。於是，便進一步有各種可能作“禮物”奉送的“熱門”人選的猜測：比如釋放不久前被囚禁的香港記者程翔，異議人士楊建利、某某以“間諜”罪、“泄密”罪被捕的境內記者，等等。
這，其實反映的，正是中國大陸人權現狀的深重悲哀。自從1989年“六四”天安門慘案發生以來，似乎“六四”一下子讓國際社會明瞭了中國大陸社會的人權真相——自19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共專制制度的認識愈深，對改變中國大陸社會壓製人權的現狀的呼聲就愈高。但是，似乎這也同時成為了一種“國事訪問”的慣例：每逢中共最高領導人訪問西方（特別是美國）或者歐、美領導人訪問中國，中共政府就要搖搖“人權”橄欖枝，做姿態放幾個政治犯以營造“善意氣氛”。
但是，其實在訪問當時，其內部的人權狀態反而會愈加收緊（比如更加嚴密監控異議人士），訪問之後，該以言治罪的照樣大興言論罪、文字獄；該打壓的獨立團體和民間力量，照樣打壓不誤。這裡面的例行公事和虛假作態，在中共為政者方面甚至是毫不掩飾的。久而久之，西方國家及其媒體好像也很“領情”，似乎只要中共方面肯作作姿態，就說明雙方開始“建設性的人權對話”了，訪問過程就可以淡化“人權”話題了，那種隨著一齊起舞、陪著一起做戲的虛偽感、荒誕感，大家似乎也就見多不怪、習以為常了。
今天中國大陸的人權現狀，也就是中國老百姓自由享受個人的權利，包括享受獨立思考、自由表達以及結社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的權利，究竟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真實狀況呢？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把歷史行進的車輪推回到一百年前，也就是清朝帝制垮台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前後的時代，看看當時的先賢、先哲為中國人民所提出的“自由”、“權利”的理想，究竟在中國今天的現實裡實行的狀況，也就一目了然了。
就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方面，遠在一百年前，晚清維新派學者梁啟超就曾如此說過：“思想自由，為凡百自由之母。……歐洲現代文化，不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是從自由批評產生出來的。”“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之所以為人者有兩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實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見《飲冰室文集》第二冊）
說來真讓人痛心，歷史的車輪，已經整整行進了一百年了！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先賢梁啟超所嚮往的那種“自由批評”，究竟在哪裡呢？那種“實乃非人”的狀態，究竟有多少根本性的改觀呢？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事實上，普通中國老百姓和知識分子想要公開談論並爭取“自由”和“民主”，還要冒著巨大的危險和壓力；中共領導人甚至還把一切主張“自由”、“民主”的言論（包括在國事訪問中談及這些字眼）視為最大的敏感，這真是我們中國人自身最大的悲哀！很顯然，改善中國的人權現狀，不是要做給外國人看的，更不是要特意做給美國人、西方人看的。那是一百多年來中國幾代人用無數鮮血和生命追求而至今未得正果的理想所在，那也是每一個中國人能夠作為人類大家庭的獨立自由個體的全部人格尊嚴所在。怎麼能把這一切，當作和西方打交道的權宜籌碼，當作一種可以作利益交換的國際政治遊戲來耍玩呢？
多年來，中共領導人自以為得計，“國事訪問”當頭，只要把捏在手裡的政治犯、異議人士打發打發、捉捉放放，似乎就能得其所哉地在西方領導人那裡獲取某種利益回報——諸不知，如此把人權當作一種“國事人質”，其實恰恰是國之大辱、民之大恥啊！一個把“人權”話題當作政治遊戲來玩弄的領導人，怎麼可能得到國際社會由衷的尊重呢？
海外媒體把這次胡錦濤的訪美稱為“亮相之旅”。筆者由衷希望，因為胡的是次“國事訪問”，確實能夠見到更多的中國政治犯獲釋，但是，這不是一個虛假的姿態，而是中國人權現狀發生實質性改變的真實開始。由此，胡錦濤的這次“兩項之旅”，才可能真正為中國政府贏得“面子”的同時，為中國人民的權利贏得真實的“裡子”。胡錦濤的“亮相”，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上的“極權國家”的外部形象。如此，則不單是中國人民之大幸，也是中共作為執政黨之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