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七月，斯大林在聯共十六大的閉幕詞中宣布："現在，我們的政策是消滅作為階級的富農，過去所有反對富農的非常措施和這個政策相比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鬧。" 直到將近六十年後，這場消滅富農的斗爭的真相才被允釵b蘇聯報刊上披露。這里我們不妨照錄一些當事人或受害者多年後的回憶。 "早在1928年，佩也夫一家就被作為富農消滅和流放了。伏爾德馬．卡洛維奇﹐一家之長﹐被流放到烏拉爾﹐後來死在那里.....三到四家貧農從鄰近的村子搬進了佩也夫家的房子，占有了一切財產、家畜和土地。我不知道他們怎麼稱呼他們自己：集体農庄還是公社。一個狂熱的、几乎一字不識的從拉脫維亞來的女人是他們的頭。在一年的集体'勞動'後，他們把所有的牛都宰吃了，在收獲的季節他們什麼都沒有得到，因為他們既不想干也不知道怎麼干。......當實在找不到出路時，他們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只有繼續剝奪其它'富農'的財產和家畜，他們才能過得舒舒服服......" "在那個時候，很多事都由地方上掌權的'貧農'說了算。他們象強盜一樣在村子里轉悠，拿走所有他們看得到的東西......很快，所有'富農'都搬進了'貧農'的屋子，而'貧農'住進了我們的房子。......我父親和他的兄弟所有的財產就是兩匹馬，兩頭奶牛和一些小牛，這些東西要屬于歸三個大家庭。我們的衣服都是自己家里織的布做的。我們這算是什麼富農？" "作為一個共青團員，我被命令去通知富農波克拉夫一家离開......我早上八點左右到他家時，他們一家已經起來了。我讓他們帶上所有必需的東西，到奇斯托波爾去。那個主人長得不怎麼樣，但他的老婆和女儿倒很中看。他說可以把女儿嫁給我，還答應給我大把金子。我告訴他一個共青團員不准和富農的女儿結婚。他央求我先和他女儿過一夜，我沒有答應。波克拉夫那晚上就把牛賣了，把農具都毀了，還把四百個蜂巢都扔到農舍外的嚴寒里，蜜蜂立刻都死掉了。他把剩下來的東西裝了十輛馬車。當他一家到了叉路口時，武裝民兵正騎在馬上等在那里。他問能不能把他們送到努萊迪，而不是命令中的奇斯托波爾。他們立刻被逮捕起來，送進了奇斯托波爾的監獄。我不知道接下來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在北哈薩克斯坦有很多大塊的土地。任何想要富起來的人都可以輕易地做到，當然那些喝得醉熏熏的徹夜打牌的人只能去喝西北風了。這些人數量并不多，但在村子里召開的會議上他們是最吵吵嚷嚷的。人們很難在這里發現階級斗爭－－就這個詞的政治意義而言。明顯起作用的是另一個東西：嫉妒。他們嫉妒那些晚上也在地里忙碌因而過得舒舒服服的人。窮人把富人叫做肮臟的富人，富人則稱窮人為叫花子和玩牌迷。党的活動分子和地方頭頭于是把這种不和當做階級斗爭。 "我親身經歷了這麼一件事情：在一個叫克里溫卡的村子里，村蘇維埃執委會晚上正在召開會議。共青團書記在會議剛開始時就离開了會場。在會議快結束、將要11點時，他沖進會場大喊道：'富農們朝我開槍了！'他的臉上在出血，但人們立刻看出這是一道割傷而不象是槍傷﹐然而，對發動民兵這已經夠了。到了早上，所有被認為是富農的人都被剝奪了權利，逮捕起來并被送走。大約五年以後，這個共產党的青年組織家在喝醉酒的時候說那次是他自己鳴槍，然後把臉擦破的。" 上面這些故事，對中國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談起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和土地改革，人們總會聯想起打先鋒的往往是痞子、無賴、光棍和流氓，而受害的則是那些靠辛勤勞動發家致富的庄稼漢。從魯迅的《阿Q正傳》和當代作家古華的《芙蓉鎮》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中國農村中那些游手好閑之徒最渴望革命。 然而，不要以為這是中共農民革命才有的特殊性。曾經被吹噓成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偉大成就的消滅富農，其真相在這些故事中暴露無遺。實際上，以摧毀傳統社會為目的、以挑動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為手段的共產主義革命，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只能依靠這些一無所有、除了破坏現有秩序和吃大戶外沒有其它本事的人。在這個意義上，標榜消滅剝削的共產党才是歷史上最大的不勞而獲者，(自由亞洲電?J粵語部評論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