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經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沒有几個不熟悉這首叫做《南泥灣》的小曲的。它贊的是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四十年代在延安開荒种地、自力更生的光榮歷史。陝北本是個貧瘠之地，紅軍長征結束在此落腳后，數十万老百姓被中共龐大的軍政机构和各种學校的衣食負擔壓得喘不過气來，老實巴交的庄稼漢們怨聲載道。當時有這麼一個故事：一個干部被雷擊死了，農民听到后紛紛咬耳朵說：怎麼那雷電就沒有轟到毛澤東的頭上呢？四十年代初，毛澤東知道老百姓已被榨得油干水盡，要生存下去必須另想辦法。反正中共正規軍并不想和日本人正面較量，与其閑在那里不如讓他們自食其力，于是讓士兵去開荒种地。這其實是出于無奈，而且也不新鮮，在古代叫屯墾，然而一旦共產党做了，中國人就該弦歌不絕，一代代地唱下去。如果軍隊開荒真能完全解決延安吃飯穿衣的問題那倒也罷了。不要忘了，當時延安還在搞整風和"搶救"運動，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知識分子除了整人和被整，什麼正經事都干不了，他們也都是要人來養活的。那麼共產党靠什麼來生存呢？當時陝甘宁邊區對外貿易頗為活躍，其中有一個神秘的貨物，在中共零零星星公布的財會記錄中出現得很頻繁，据學者研究它1942年占邊區貿易總量的約百分之六十八，但一直被含含糊糊地叫做"土特產"。這個"土特產"不是所謂陝北三寶：甘草、獸皮和鹽。它是黑顏色的，裝在箱子里，由專門的地下通道和秘密工作者運到日占區和國統區交給特定的貿易伙伴。這個神秘的土特產不是別的，而是鴉片。中共"五老"之一謝覺哉當時在陝甘宁邊區任要職，他在日記中透露了一點線索。1945年一月，毛澤東在一次"自我批評"中說中共歷史上犯了兩個嚴重錯誤，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們都是可以原諒的。一是長征途中經過藏人地區時搶了他們的青稞，二是我們'种過一點東西"。 "謝老"文革時癱瘓了，但他把多年積累的日記藏在沙發床的墊子下，日夜都躺在上面。八十年代日記出版了，毛澤東這句語焉不詳的話也保留了下來，但對那個"東西"卻沒有任何解釋。是什麼東西使得毛澤東心情如此不舒服，要把它列為中共歷史上兩大錯誤之一，但又不能直截了當地點明呢？地上种出來的東西除了毒品，還有什麼是見不得人的呢？實際上，在長征途中，紅軍就已經在沿途搶過煙土和大麻去交換急需的物資。到了陝北這個十九世紀曾經是中國第四大罌粟生產地以後，一開始他們曾經禁過毒，還辦戒煙學校，有過一番新气象。但後來迫于生存，從1941年開始不得不把這朵惡之花作為給養的主要來源之一。當時陝甘宁邊區有九個縣种鴉片，農民种了鴉片后自己不得銷售，必須交給邊區政府專賣。邊區政府有几家"化工厂"，對外稱是生產肥皂，實際是提煉鴉片。鴉片提煉出來后，從三條渠道秘密送出邊區，一是沿黃河南下，二是從洛河到渭河，三是經過甘肅東部。這三處分別由國民党的閻錫山、胡崇南和朱紹良把守，他們本來是執行蔣介石封鎖陝甘宁邊區的命令，但大規模的鴉片貿易很難在他們眼皮地下維持數年，說不定他們或者其部屬也從中分了一杯羹。為了破坏中共的鴉片貿易，1942年國民党還向陝甘宁地區輸入鴉片，中共為了保住市場不得不將鴉片降价出售。鴉片貿易成為政府專賣后，其丰厚利潤腐蝕了不少共產党干部，有人利用職權私下販運鴉片，發現后受到懲處。但這并沒有妨礙中共高層利用鴉片換取在邊區不可能得到滿足的生活物資。在延安一般干部和戰士生活清苦的同時，一些高官卻享受著小灶伙食和從大城市運來的補品。彭德怀有次去看陝甘宁邊區政府主席高崗，發現此公正享受著有熊掌、魚翅和燕窩的美味。此外，一些高官自己也吸食鴉片，盡管不一定是出于嗜好，而是當做藥物，如林彪就必須定期抽鴉片。唱了多少年"花籃的花儿香"，從來很少去想郭蘭英那脆嫩嬌媚的歌聲贊美的是什麼花。今天終于知道了，那是罌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