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九年取得政權後，立即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美運動。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將美國与韓國說成是侵略者，而且說美國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戰爭爆發後，中共下令上海的字西林報停刊，因為只有這家報紙敢于透露誰是發動戰爭的元凶。當時有一些留美的中國學者悔過，帶回不同的消息，但他們立即被鋪天蓋地的"美國侵略朝鮮"的宣傳所壓倒。河北師范大學教授滕大春就是一個例子。他說："朝鮮戰爭爆發後，我适在紐約。抗美援朝開始後，我适在北京。這是考驗我對敵友認識的机會。我被考倒了。我受美國欺蒙，誤信蘇聯先唆使北朝鮮打南朝鮮，美國不得不還手。"他表白，回國後他在"抗美援朝"的狂熱中，雖然口喊抗美、仇美、鄙美，但內心抗不起來，仇不起來，鄙不起來。一些知識分子本來就對共產党統治下中國何處去怀有疑慮，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們更是憂心忡忡。西北大學地理系教授夏開儒在後來的檢討中說："我心里不安：新中國成立不久，為什么不從事建設而要打仗呢？志愿軍是不是真的有把握能夠取得胜利呢？為什么共產党不走中間路線呢？我雖然參加游行舉手呼口號，但抗美，內心抗不起來；仇美，內心仇不起來；蔑美，內心蔑不起來；精神上苦痛達於极點！"事后看來，朝鮮戰爭的爆發不但使得知識分子走中間道路的幻想最后破滅，而且使得他們再也不敢公開他們對美國真實的看法。美國既然成了中國的頭號敵人，那些在美國受教育的知識分子當然就必須把自己的歷史交待清除，与美國划清界限，這也是五十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的周培源說："我是一九四三年底去美國的，是我一生中最可恥的一頁。"當他參加美國的研究工作時，要回答兩問題：是否共產党員，是否愿意為美國政府打仗。他說，"我當時行愿意地給了美帝國主義所需要的答案，也就是背叛了我的民族，出賣了自己，換來了一年半的從飛机上擲魚雷入水問題的研究。"一些留美學者不但從政治上痛批美國，而且把西方的學術說得一文不值，把西方學者說成是間諜。在所有這些科學家中，數錢偉長的檢討最"深刻"。錢偉長回憶自己參加美國火箭炮的研制，說："我當時心里是頗為得意的，一方面以為這工作一定能引起國內的重視，而我在國內的學術地位便會提高起來；一方面自以為對消滅德日法西斯的戰爭也間接地貢獻力量。......我完全看不到美帝國主義正在利用對德日戰爭擴張軍備，准備侵略戰爭。我這四年的研究，實在世做了替劊子手磨刀利器的工作。我這帶滿血腥的工作，幫助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制造了殺人的武器，給和平等朝鮮人民帶來了災難，使應用得朝鮮人民軍和志愿軍增加了困難，多流了鮮血。每次報紙上提到美帝國主義的火箭炮，都使我內心增加了沉痛的犯罪感覺。" 中共從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所煽動的反美情緒，一直是維持自己統治的得力工具。而在這股浪潮的開端，這些在美國留學得中國知識精英的現身說法為共產党的宣傳提供了生動的材料。半個世紀後回顧這段歷史，人們可能會問：批判美國与自我作踐，他們當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出於真心？這是一個只有他們本人才能回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