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在瑞典文學院發表歷史性演講《文學的理由》，在外間早已是關注焦點。北京官方自不待言，海外持不同立場的不同群落，也抱著不同的期待。已經有不少聲音表示出對高行健演講可能"淡化政治"的不安乃至憤慨，他們指望高行健在這個万眾矚目的講壇為某种神圣的政治理想鼓与呼；但如果高行健真這么做了，亦會有另一些人覺得錯愕和困惑，一個文學殿堂的苦行香客，孤身探索了一輩子，忽然成了一員忠勇的政治斗士，這是這么回事？ 《九鼎茶居》主持人在斯德哥爾摩專門采訪了高行健。他坦言：他認為發表這篇演講比獲獎本身更重要，自己對自由寫作的追求終于得到回報，這就是有机會登上這個講壇對世界發出自由的聲音。這篇《文學的理由》講稿，是他在巴黎閉門一個禮拜寫出來的，直熬得金睛火眼，連嘴角都爛了。高又說：他從來不回避政治，甚至對討論政治也饒有興趣，他在講稿里就談到了政治對文學的干預，以及文學如何抵抗這种干預。 中國的文學藝術家均深知意識形態對文學的控制欲是何等強大，它甚至能限定人們的話語与整個思維方式。高行健要從政治的奴役下釋放文學的靈性和個人的想象力，對作家藝術家來說本屬天經地義，但問題并不那么簡單。無論是手握國家權杖的政治集團，還是立志要降服那頭專制巨獸的反對派，都不樂見文學与作家僅僅是一只自由翱翔的鳥儿，他們各自都有充足的理由，去給文學指明路向；他們各自都認定自己掌握了時代精神、社會責任和道德良心的最終解釋權。他們可能只在一個定理上有共識，就是文學必須成為改造社會以及推動社會前進的工具。所謂"一個人的圣經"，在集体的詞典中是不成立的。 流亡瑞典的人權活動人士茉莉一直對高行健的獲獎持明确的反對立場，茉莉認為諾貝爾文學獎在某种意義上是一個人權獎，如果高行健在演講詞里忽略和漠視中國人民的苦難和人權狀況，那將是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褻瀆。對此，高行健則表示，他完全同意諾貝爾文學獎所包含的人權精神，他說：人權本身就是自由寫作的前提，沒有人權，任何自由創作都失去了可能，他自己就是為了維護這一基本人權而离開了祖國。他說到《靈山》的寫作始于國內，原來就沒想到要發表，后在法國寫到最后一章時，恰好發生了六四慘案，法新社每十五分鐘播放一次北京血与火的屠城新聞，就在那一刻，他明白自己不能再回到那個國家了。這就是他作為一個作家個人，對自由与人權的信念。他當然會支持所有維護人權的活動，但他現在將要登上的是一個文學的講壇，他是來談文學的。高行健說，他樂意在別的場合和講壇毫不隱瞞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呼吁人權，而在這里，他要講的就是"文學的理由"，當然講稿里的一個重心，說的就是百年來政治的壓迫和文學的反抗……《九鼎茶居》節目主持人把一份資料送給高行健，那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在廣東肇慶舉行的第十一屆年會的簡報。与會百余位文學研究者的主流意見与官方立場大相徑庭，認為高行健的獲獎事實不可回避，勢必成為今后研究課題；更有一位大學教授直言，官方的詆毀高的說詞是出于"集体白痴"！高行健笑言：在文革時，我們大家不都是白痴嗎？不過現在要回到舊時不那么容易了。高還說：他自己從來未曾割斷与中國的聯系，他用漢語思維，用中文寫作，雖然法國接納了他，并把他列為第十二個獲諾貝爾獎的法國作家，但第十二個和第一個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早已溶入他的血液，在這一時刻，他當然要用自己的母語發表演講。 高行健還對中國外交部、中國作家協會發言人對他獲獎演講的表態作出了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