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發動"人民戰爭"上周我們介紹了秘魯共產党領導人古茲曼以南美洲的毛澤東自命，要在安第斯山下開辟"光輝道路"的故事。現在我們接著介紹古茲曼是怎樣發動武裝斗爭的。1980年春，"光輝道路"的領導核心舉行了暴力斗爭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在會上，為了鼓舞士气，古茲曼拿出1850年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的小說《馬胡買特的生活》(The Life of Mmahomet)，小說描寫几個生活于荒漠的部落如何在堅定信念的激勵下征服世界的故事。古茲曼要告訴追隨者：他們雖然是少數，但最終胜利是在他們這一邊。一個月後，"光輝道路"展開了他們聲稱的"人民戰爭"。"光輝道路"的第一次暴力行動是襲擊一個鄉村的選舉站，砸毀選票箱，燒毀選票。在秘魯首都利馬，1980年六月，他們用燃燒瓶的別稱襲擊一個區政府。之後，他們對交通和電力系統進行斷斷續續的襲擊，造成交通中斷或大面積停電。他們也選擇偏僻地區或孤立無援的警察局或地方政府下手。他們的另一個經常性的目標是地區性的選舉辦公室，摧毀選票箱，殺害官吏和候選人，威脅選民。"光輝道路"既然要發動"人民戰爭"，就必需在某些地區建立所謂"解放區"。他們所選擇的地方，和毛澤東當年選擇湘贛邊界一樣，也是那些不但貧窮，而且各种成体制的政治和社會力量都十分薄弱的地方，是一個國家中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的真空地帶。這些地方主要在秘魯的中南部山地，如阿亞庫喬，黃卡菲立卡(Huancavelica)，阿普利買克(Apurimac)和普奴(Puno)。在這些地方，農民對國家政權十分冷淡，對富人极其憎恨，農村中缺乏建設性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心理。許多農家子弟接受了一點免費教育（甚至是大學教育），但在農村找不到出路，在城市又受到歧視，屬于典型的邊緣化群体，有強烈的反社會傾向。在這种社會背景下，"光輝道路"与國家政權、城市、現存秩序和富人為敵的暴力行動被許多農民尤其是青年視為報复和發泄。然而，"光輝道路"并沒能移植毛澤東的土地革命和建立鄉村政權的割据模式。這是因為盡管秘魯有政府控制薄弱的貧窮地區，但這种薄弱還沒有發展到能讓反對派從容建立鄉村政權的地步，農民也不相信"光輝道路"能正面對抗政府軍，幫他們保住分到手的土地。毛澤東的武裝割据和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雖然在第三世界國家有很多信奉者，但其實只有在中國才行得通。因此，支持"光輝道路"的農民只是通過這种支持來發泄仇恨，并沒有什麼長遠的政治經濟打算。除了部分農民的自愿支持，"光輝道路"的暴力和恐怖也脅迫了很多農民承認他們所創造的新秩序。一位被"光輝道路"招募的農民的話可以讓人們看到他們是如何控制部分農村的："同志們很和善，對人有禮貌。他們幫我們赶走那些曾經聚在這里的同性戀者，妓女和罪犯。他們命令這些人离開這里，那些不走的不久就會暴尸于馬路上。沒有哪個當官的敢出來管。另外他們每個星期召集我們開會，听政治報告。他們告訴我們什么是剝削，讓我們知道現在党會來幫助我們。但最好的變化是警察現在不敢欺負我們了，也沒有人敢偷東西。你可以把你的汽車放在馬路上，不用上鎖，放几天都不要緊。""光輝道路"盡其所能地貫徹毛澤東模式。尤其是党与軍隊的關系。古茲曼的理論是軍党合一，軍事行動就是政治行動，党在農村的活動通過武裝斗爭來体現的。他們甚至把中國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照搬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