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了一個熱門話題。無論人們對高氏的政治和文學主張有什麼樣的不同看法，他在作品中揭露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生活的荒謬性和非人性，這是一個事實。然而，就在高氏獲獎前不久，一個為毛澤東的中國、為文革招魂的藝術复制卻獲得了世界三大藝術展覽節之一的威尼斯雙年獎。旅居美國的藝術家蔡國強在未經原作者同意的情況下，將大型場景雕塑《收租院》搬到威尼斯展覽節展出，改名為《威尼斯收租院》并獲得了國際獎。圍繞著《收租院》獲獎事件，中國藝術界和思想界掀起了一場風波。《收租院》創作于1965年，和樣板戲的問世差不多同時，是為了響應毛澤東"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指示。當時，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地主庄園陳列館和四川美術學院合作，用民間泥塑形式再現當年農民"繳租"的場景，用來表現地主的壓迫和剝削。今天很多人從陸陸續續披露出來的真相中知道，被描繪成大惡霸的劉文彩其實有另一面，要比大陸几十年來許許多多大隊公社和縣級干部要善良和有人性得多，對地方建設也作出了很多貢獻，盡管他也是個獨霸一方的土皇帝。大陸作家笑蜀去年還發表了澄清劉文彩歷史真相的專著。其實，《收租院》中表現地主收租如何凶殘的那些細節，用在今天大陸倒不是虛构，熟悉農村各級政府逼農民交稅和繳公糧的人們自然會引起聯想。最滑稽的是在《收租院》中有這麼一個表現農民交租時是如何辛苦的細節：一個農民用一根草拴在額頭上，讓汗水順著這根草往下流，避免淌到眼睛里。這個細節引起了許多人的贊賞，認為真實地表現了舊社會農民的勞苦。然而，据這個細節的創作者說，這來自他在日常生活中對推獨輪車進城賣東西的農民的觀察。因此應該說，這個細節明明表現了農民在"新社會"的"幸福"生活。由于《收租院》虛构出了一個万惡的舊社會，配合了階級斗爭教育，它成為造型藝術中的樣板，在全國各地巡回展出，還不遠万里去阿爾巴尼亞展出，出盡了風頭。當時《收租院》還被拍成新聞紀錄片，改編成連環畫和畫冊，并用几种外語出版。《收租院》不但紅遍中國大地，也受到西方新左派藝術家的青睞，他們認為《收租院》是觀念藝術和行為藝術的東方版，顛覆了主流和傳統藝術。他們當時就紛紛邀請這個泥塑展去他們國家，但因為种种條件的限制而未能成行。一個瑞士美術家和美術展獨立策划人哈爾德.塞曼在1972年邀請《收租院》參加他策划的美展，未能得到中方的同意。1999年，塞曼又獲得了策划威尼斯展的机會，這個當年新左派的余孽便把《收租院》捧了上去。蔡國強是個先在日本，后到美國的中國海外藝術家，研究西方現代派頗有心得，他曾對朋友說所謂現代派就是"藝術可以亂搞"。這一次，他把《收租院》"亂搞"到了威尼斯。除了階級斗爭、革命、造反等等在西方左派、無行文人和流浪藝術家中仍然吃香的概念，《收租院》在創作方法上有許多和西方后現代和超現實藝術巧合之處，如挪用日常生活中現成的物件，如雞公車、籮筐、草帽、風谷机、算盤等等，甚至四合院，此外所有場景用故事情節串在一起，這對于西方觀眾很是新鮮。《收租院》在威尼斯獲國際大獎說明文革藝術和思維方式不但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還有一定的市場，還可以打著現代甚至后現代藝術的旗號。因此，徹底清理文革及其社會基礎，仍然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艱巨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