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雙十節時，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在台灣民生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提議編寫一部客觀通俗的中國近現代史，以幫助當代中國人理解近百年來自己民族的變遷。7年后，這個建議由三位學者的專著變成了現實，其中第三部是陳永發先生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這本書由台灣聯經公司出版后，受到了海外文化界和一般讀者的注意，大陸研究中共党史的几位著名學者也發表了書評。在收集了各方面的反應后，陳永發先生又對此書作了修改，今年八月出版了第二版。這本書分上下冊，是一部近六十万字的巨著，可以說代表了台灣學術界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陳永發是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他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并得過美國學術界聲望很高的富布萊特研究基金。在這本書之前，他出版過一本有關抗戰時期中共歷史的英文著作，題目就叫做《干革命》和一本中文著作《延安的陰影》。筆者曾經為這個專欄寫過一篇關于中共抗戰時在陝北等根据地生產和走私鴉片的文章，根据的就是陳永發的研究成果。台灣歷史學界過去和大陸一樣，受到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影響，對和國共兩党斗爭有密切關系的現代歷史有著很多禁區和忌諱。例如，對于國民党是如何在內戰中失敗和丟掉大陸的歷史就諱莫如深，而對于中共建國后的歷史又局限在所謂"敵情研究"范圍，很少對國民党敗給共產党 瑣Cv原因作客觀的探討，更不愿意對中共建國后的社會變遷作深入的研究。作為一個有歷史使命感的學者，陳永發覺得必須沖破所有這些禁區，為當代讀者寫出一部既通俗又客觀可信的歷史。陳永發并不避諱他對中共革命所依据的"歷史規律"的否定，他認為"整個中國共產革命，只是中共按照馬列主義社會進化原則人為制造出來的歷史，其過程更帶有各种程度的偶然性和選擇性"。這就對所謂中共革命和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的選擇這個偽歷史命題作出了他的回答。但另一方面，陳永發也強調決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共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偶然和靠運气。他認為中共對中國國情的了解确實有符合客觀實際的地方，他甚至說在1949年以前，中共對中國社會的了解"遠遠超過當時的非共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他認為如果要對歷史有正确的反映和認識，歷史學家就不能用道德批判來代替學術研究。因此，他的書中十分注意對中共歷史上的各种問題作全面的考察和評价，而不只是暴露那些陰暗和丑惡的東西。例如，他中共建國后以歷代農民起義的覆轍作為教訓，嚴厲打擊各种腐敗行為的政策就有積极評价，對中共建國后頭几年中在百廢待興和朝鮮戰爭的困難環境下仍然取得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百分之八點九，農民平均壽命從36歲增長到57歲的客觀事實也作了肯定。所有這些，都大大增強了這本著作的客觀性。陳永發把中共歷史划分為三個階段：革命奪權，從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上台執政；不斷革命，從1950年一直到毛澤東死亡；和告別革命，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直到江澤民時期。在這漫長的七十多年歷史中，陳永發探討最深入的是三個問題：中共的民族主義，中共的基層政權控制和中共的思想改造。他認為，要回答中共為什么能從一個知識分子的小團体發展為控制數億群眾的政党并上台執政數十年之久，其答案就在這三個問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