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到1937年，全世界目睹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最不可思議的審判：几十個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其中許多是十月革命和隨後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人，在莫斯科的特別法庭上被判處死刑，其罪名是叛徒，間諜，特務，企圖顛覆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令人不可思議的并不僅僅是這些罪名，而且是所有被告對所犯罪行的供認不諱。這場莫斯科大審判在美國自由派中激起了軒然大波。在美國，自由主義的概念和在中國恰恰相反，它并不是主張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而是對這些資本主義的主流价值持怀疑甚至批判態度，在知識分子中很有市場。毫不奇怪的是，十月革命以後，對蘇聯有著濃厚興趣的美國人多半來自這個圈子。莫斯科大審判時，美國有兩家自由派派雜志，一個叫做《新共和》，另一個叫做《新群眾》，它們發表文章和社論，為斯大林辯護，認為這些被告都是有罪的。胡克根本不相信這些老布爾什維克會是反蘇分子，他把這場審判看成是斯大林迫害异己的又一例証。當時在自由派的圈子里也有很多人出于常識，怀疑這場審判的真實性，因為如果這麼多領導人都是反革命的話，那麼他們當初為什麼會讓十月革命成功呢？于是他們組織了一個"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來和莫斯科唱對台戲。因為在莫斯科審判中，托洛茨基被說成是所有這些被告所犯罪行的幕後策劃者，因此這些美國同情托洛茨基的自由派要在海外獨立收集証据，看看托洛茨基到底是否象蘇聯官方說的那樣十惡不赦。這個委員會建立後，又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調查委員會，要到墨西哥去，就蘇聯方面提出的指控和當時流亡在那里的托洛茨基對質。胡克是這個委員會中的積极分子。面對人多勢眾的親蘇自由派，這個為托洛茨基辯護的委員會想找一個知識界的權威人士出來壓陣。這個人又必須是自由派，這樣他才有可能對托洛茨基和其它受審的布爾什維克報同情態度。胡克想到了自己的老師，美國哲學界的頭號權威杜威。杜威曾經是對蘇聯著迷，是蘇聯和美共的統戰對象，但到了30年代中期以後，他對蘇聯的態度漸漸變得保守起來，但還保持著聯系。莫斯科大審判開始後，不用說杜威也急切地要了解真相，于是他答應了胡克的請求，放下手邊正在撰寫的最後一部著作《邏輯--理論與探詢》，以將近80歲的高齡出任調查委員會主席，并親自前往墨西哥城和托洛茨基會面。杜威的這一舉動大長了對蘇聯不滿和怀疑的自由派的威風，蘇聯方面自然非常惱怒。杜威的一個儿子和蘇聯關系很好，有一次他見到胡克時對他破口大罵，說要不是胡克，自己的父親根本不會去見托洛茨基。胡克後來听說，杜威的這個儿子之所以火气這麼大，是因為蘇聯方面得知他父親的決定後取消了和他訂下的出版合同。 以杜威為首的調查委員會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後，于1937年2月9日在紐約舉行了一場听証會，主要是公布收集到的對托洛茨基有利的証据。當時有6000多人出席。听証會開始後先安排一場托洛茨基的電話訪談，但通信線路被人破坏。對蘇聯特工機构的伎倆了如指掌的托洛茨基早就料到這一招，他另外准備了一份文稿，由委員會在听証會上宣讀。調查委員會後來作出了托洛茨基無罪的裁定。胡克的這些行動，使得他成了很多美國知識界中的親蘇親共人士的眼中釘。有一次在學校的書店里，一個人忽然指著他那天打的紅色領帶說："你根本沒有資格打紅色領帶！你這個專門詛咒紅色的人"！甚至連胡克的一些學生在一些學術場合听到別人說胡克是個法西斯時出來為自己老師辯白了几句，也落得個被歧視和遭孤立的下場。這就是30年代美國知識界的紅色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