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次節目中談到了西方學術界關於法西斯和共產黨社會的極權主義理論的形成。這個理論強調了極權主義社會和多元社會的根本不同在于在國家的全面控制下﹐社會和個人被剝奪了自由發展的機會﹐除了共產黨和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組織﹐社會上不存在獨立的利益集團。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一旦建立起這樣的控制﹐共產黨社會就不會變化或者很難變化呢﹖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當共產黨社會看上去好像鐵板一塊時﹐人們確實很難看到這個社會有從內部發生變化的可能。雖然1956年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曾經動搖了共產黨政權在東歐的地位﹐但那畢竟是由蘇聯的非斯大林化引起的﹐是蘇聯自亂陣腳﹐而且共產黨在這些國家統治的時間也不算長﹐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還有活動能力﹐因此社會控制建立得還不徹底。要看共產黨社會會不會從內部發生變化﹐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在1966年﹐美國全美學術委員會(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共產黨社會變化的可能性。1967和1968年﹐這個委員會圍繞這個問題組織了一系列活動﹐一些學者開始提出共產黨社會不是鐵板一塊﹐也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團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共產黨統治集團逐步減輕對政治恐怖和大規模動員的依賴時﹐各種社會集團會逐步恢復活動﹐爭取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極權主義並沒有做到把整個社會原子化。當時布熱津斯基､奧克森伯格和傅高義等研究蘇共和中共的學術中堅人物都紛紛發表文章和著作。
就在這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反對蘇聯控制﹐要求民族獨立和實現自由民主的“布拉格之春”運動﹐使得蘇聯被迫派遣軍隊進行鎮壓。這在當時震驚了世界。
對于西方學術界和政界來說﹐這個事件之所以重要﹐並不在于蘇聯的悍然出兵﹐而在于看到了共產黨社會從內部發生變化的可能﹐印證了六十年代中期產生的利益集團理論。因此﹐人們更覺得有必要不受極權主義理論的束縛﹐從多方面探討共產黨社會的演變。
到了八十年代﹐一個叫做新傳統主義的學派又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個學派並不否認極權主義理論所強調的鎮壓和控制在維持共產黨社會中的作用﹐但它認為共產黨社會不但建立在極權主義理論所強調的人們的畏懼和恐懼心理上﹐它也利用人對利益和地位的追求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由此引起了一些悖論。
例如﹐共產黨政權一方面要改造歷史地形成的制度﹐要改造人性﹐但另一方面﹐它又用待遇甚至特權作為追隨黨和對黨效忠的交換。一方面黨的基層組織摧毀或取代了社會上其它組織﹐試圖把個人原子化﹐但另一方面這些基層組織都有固定的基本群眾或者依靠對象﹐在基層組織和這些依靠對象之間形成了制度化的上下互惠的關係網﹐上下級幹部之間和幹部群眾之間的政治關係往往變成了利益關係﹐形成了新的人際關係和新的利益集團。因此﹐共產黨社會並沒有能做到把個人原子化。所謂“新傳統主義”意思是說共產黨社會和傳統社會一樣﹐也要依靠個人利益､個人關係和利益集團來維持。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華爾德教授1996年出版的《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是這個理論的代表作之一。華爾德對中國文革前後的工廠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得出結論說共產黨社會在官方意識形態文化下還有一種豐富的實用性私人關係的亞文化﹐通過這種關係個人可以繞過正式的規章制度從各級幹部那裡得到包括住房和就業在內的各種好處﹐這種關係發展到極端就成了腐敗。黨雖然在理論上反對這種關係﹐但物資和機會的短缺以及幹部手上擁有的權力實際上又為這種關係提供了制度性的條件。
華爾德教授的這個觀察是有根據的。凡是經過文革的人都會記得﹐就在文革高潮過後的七十年代初﹐“走後門”這個詞一下在全國風行起來﹐從知青因病回城､上大學､分配工作和住房到買自行車和配給的日用品甚至開病假條﹐幾乎每件事都可以走後門。”關係“和”關係網“也盛行起來。的確﹐人們並沒有被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弄成互不相干的原子﹐相反﹐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組成了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
但是﹐利益集團理論也好﹐新傳統主義理論也好﹐它們都不能代替極權主義理論在解釋共產黨社會最核心的問題上的作用﹐即政治權力和政治利益。如我們在一開始就談到的﹐極權主義理論的價值是從政治權力和政府和社會的關係的角度把這種共產黨制度和其它制度相區別﹐而這是共產黨統治的最關鍵問題。
在共產黨統治下﹐人們或許可以組成各種各樣的和官方意識形態相衝突的利益集團和關係網﹐但他們很難組成各種各樣的和黨的權力相衝突的政治集團和政治關係網。在這個意義上﹐說極權主義把個人原子化還是有充份根據的﹐而集團利益和新傳統主義都離不開這個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