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春天，古巴年輕外交官加西亞被任命為古巴駐華代辦，前來北京上任。當時正是文革高潮，絕大多數中共駐外大使都被迫回國參加運動，為了表示外交關係的對等，很多國家也召回了駐北京大使，改派身份較低的外交官駐在北京。加西亞就是在這個時候前來中國的。
加西亞當時只有30多歲，原來是古巴外交部亞太司司長，這時卻以臨時代辦身份被派到北京。中共與古巴在六十年代初一度關係密切，後來在蘇聯的逼迫下卡斯特羅不但和中共斷絕了同志關係，而且在群眾大會上破口大罵毛澤東，兩黨關係一度非常冷淡。但數年後雙方都有意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加西亞就是身負這樣的使命前來中國的。到達北京後，他對中共的政治鬥爭非常關心，每天都要閱讀大量的書報，探測中共政局的走向。
1971年中共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時，加西亞受到邀請，上了天安門，見到了毛澤東，毛還用西班牙語向他致意。加西亞非常興奮。半年後，1972年初，古巴代辦處舉行古巴革命招待會時，周恩來親自出席，還有副總理李先念、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等，給了古巴人很大的面子，加西亞更是把它看作是自己外交使命的成功。
就在那次招待會上，加西亞告訴周恩來。他四年任期將滿，很快要離開中國，但在文革期間，外交官的行動受到限制，不能離開北京，他還沒有機會去外地觀光，因此很想在離開中國前去看一些歷史名勝，尤其是和中共革命有關的地方。周恩來同意了他的要求。
1971年1月，加西亞一家在中共外交部要員的陪同下先後訪問了很多地方。誰也沒有想到，在文革期間，這個加勒比島國的外交官在中國的走馬觀花和一些直率的評論竟然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被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政治鬥爭所利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中共革命的聖地延安，加西亞親眼看到當年支持共產黨革命的陝北農民今天貧窮不堪，於是向當地負責人委婉地提出了他的不滿，說這對中共的國際形像不利。
到了南昌，加西亞提出要去參觀中共南昌暴動的紀念館。但中共方面沒有安排這項活動，很明顯是因為當年參加南昌暴動的中共元老此刻不是被打倒就是靠邊站，至少是受冷落，而且紀念館也被紅衛兵在造反期間封掉了。於是他們只好解釋說紀念館正在整修，對外不開放。加西亞聽了也有些不解。
在井岡山，加西亞倒是看到了很多所謂革命遺跡，但都是對歷史的篡改。所有的地方都突出毛澤東和林彪，對朱德一字不提，更不用說陳毅等人。解說詞完全變成了對林彪的讚美，說是他和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創造了紅軍，用文革的語言來說，從那時起林彪就“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成了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加西亞對中共革命歷史有相當研究，他知道當時應該是朱毛會師，他也知道林彪在文革中的地位。但他沒有附和中共的宣傳。在離開南昌前，他對中共江西外事組負責人直截了當地說“介紹中共革命的歷史，在講到井岡山時應該恢復毛澤東和朱德會師的真相”。他說，把朱毛會師改成毛林會師，對於中國人來說可能容易理解，但對於外國訪問者來說就不容易理解了。加西亞這段話其實是說：騙中國人可以，但要騙外國人可不行；中國人害怕真相，但外國人可不管這些。
加西亞一行的最後一站是上海。在上海，他專門和中共陪同官員談他這次參觀中看到的問題，尤其是在井岡山看到對歷史的篡改。他說全世界都知道當年是朱毛會師，不是毛林會師。他搬出斯諾的《西行漫記》和《毛澤東選集》來作證明。他還強調說，他提這樣的意見、強調歷史事實完全是出於對中共的尊重和愛護。
當時陪同加西亞的是外交部的幹部陶大釗，他和很多中共外事部門的幹部一樣，是周恩來和陳毅線上的人，對文革期間林彪那一派十分不滿。加西亞提出的對毛林會師的意見，正好也迎合了他們的需要。於是他和外交部的另外一些官員一起，以匯報加西亞在中國訪問後表示的感想為名，把加西亞的不滿如實上報。
加西亞是一個小國駐華代辦，他的意見無論如何尖銳，如果不是正好迎合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本來是不會有什麼反響的。但恰恰在這個時刻，中共高層孕育著一場政治地震，於是加西亞的意見便成了一根導火索。我們在下次節目再接著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