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先生最近強調了一個問題：在觀察中國的發展時破除經濟決定論的神話。所謂經濟決定論就是相信“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國政府在不斷地深化經濟改革，既然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地高速增長，因此很多人斷言，中國已經走上了民主轉型的康莊大道，伴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勢必愈來愈民主愈開放。”胡平認為，這種觀點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為從理論上說，它忽視了人的自由意志在創造歷史過程中的作用；在實踐上，它忽視了很多經濟發展並沒有帶來政治民主的事例。
具體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演變，有人認為台灣民主的經驗證明了經濟起飛會自然推動政治民主化，胡平認為這種觀點沒有看到國共兩黨的一個根本區別：國民黨無論歷史上如何獨裁過，在理論上從來沒有否定民主的普世價值；而中共則不同，除了在抗戰末期特定的時代條件下，它對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民主制度和個人自由的價值觀從來就是否定的。因此，在國民黨制度下，經濟的發展最終把民主憲政推上了議事日程，而在中共體制下恰好相反，經濟的發展使得一黨專制更理直氣壯。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也提出了另外兩個和決定論有關的問題。一個是互聯網本身所具有的滲透性和平民性決定了它能夠打破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實現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然而何清漣通過她的研究證明，不但互聯網的革命性潛力在實際運作中被政府對技術資源的壟斷所消解，而且互聯網還會成為專制政府手中加強社會控制的工具。因此互聯網和民主之間並沒有一種決定論意義上的聯繫。
另一個問題是中產階級的發展會促進民主化，這是很多人根據西方經驗所得出的結論。何清漣說她過去也相信這一點，但自從90年代後期開始，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觀察使她改變了想法。她認為當人們談論中國的中產階級時，主要是從經濟收入出發，忽視了它的社會特性。
何清漣說中國的中產階級有三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殊性，這就使得它的發展和政治民主之間沒有一種必然的連帶關係。這三個特點是，第一，中產階級的財富對政治權力的依附，就是說中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現存政治體制內部產生的，是這個體制的得益者；第二是中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集體意識，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第三是中產階級沒有參加公共事物的途徑和能力。從這三個方面來看，中國中產階級的增長不足以在短期內促使中國的政治變革。
實際上，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一些需要破除的決定論的神話。例如，對外開放必然會促進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必然會消減在封閉環境下產生的排外心理和對西方民主自由制度敵對的態度，必然會使得人們在和民主政體的比較下質疑專制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和對外開放關係最密切的群體--例如大學生--最容易接受普世性的價值觀並成為自由化的先鋒，等等。
中國近年來的發展證明，對外開放固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起到了上述的效果，但在一些最根本的問題上它並沒有產生預期中”必然”會達到的那個水平。例如對政治問題的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不包括在對外開放之中，開放的是商業、娛樂和體育方面的內容，而很多中國人似乎已經接受了這種“開放”模式，認為中國已經融入國際社會。盲目排外是不多見了，但狂熱的反日情緒和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是中國發展和統一的最大威脅的想法自90年代以來在青年學生中非常普遍。至於為中國式的專制政體的辯護更是在隨著全球化一起到來的文化多元論中找到了根據，就像一些知識精英所分析的：民主和個人自由在過去是西方歷史的產物，在今天是西方用來消解非西方文化傳統、用西方價值一統天下的陰謀。
再有一個決定論的神話就是隨著領導人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隨著他們對國外情況越來越多的了解，他們必然會和打江山坐江山的那一代領導人不同，會越來越傾向於接受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但是在現實中我們看到，對外開放固然開闊了中國各級領導人的眼界，但並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的民主觀念和自由思想隨著他們眼界的開闊而增長。相反，在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上，他們遠遠不如胡耀邦、趙紫陽這些很晚才接觸到外部世界的老牌共產黨人。對於更多的高中級官員來說，對外開放只不過讓他們進一步嘗到了權力的滋味，加速了他們的腐敗。現在的中共各級領導人大概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見多識廣的，但卻是最腐敗、最不擇手段、對權勢最迷戀的。甚至可以這麼說：正因為他們見多識廣，所以他們才更不願意放棄專制，實行民主。
在人類歷史上，自由和民主從來都不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瓜熟蒂落的。從理念到行動，從行動到形成制度，再到捍衛和完善這個制度，這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與其說是實現了歷史的必然性，不如說是見證了體現在追求和奮鬥中的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