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毛泽东改造人性和中国的道德堕落(上)--寒山

我们在上一个星期的节目中谈了如何回答“中共在中国的上台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这个问题。今天在这个节目中我们接著讨论上次和听众李小姐对话中涉及的一个相类似的问题﹕今天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是不是也有历史的必然性﹖

这个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毛泽东时代号召大家一心为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无私奉献﹐这是完全无视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一面﹐而改革开放就是承认人性的另一面﹐而这种承认在实践中常常会矫枉过正﹐所以我们今天会面临一个普遍的道德沦丧的局面。或者也可以说﹐毛泽东时代要把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这个工程失败了﹐因为人性没有那么高尚﹐所以现在回过去承认人性是自私的。而既然我们要否定毛泽东时代﹐要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就必须承担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后果。换句话说﹐这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道德水准有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不错﹐毛泽东时代的报刊杂志和文艺作品充满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说教﹐形形色色的榜样和模范为各行各业树立了典范﹐人们被教育说要斗私批修﹐有一点点私心杂念都要把它抖落到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教育。各个单位﹐特别是学校﹐经常大力提倡做“好人好事”和义务劳动。因此﹐当时有西方人把中国称为“道德的渊薮”。

然而﹐很多人都忘记了﹐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道德”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是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例如﹐今天当人们想起雷锋时﹐很多人都会把他和“做好人好事”联系起来。然而在六十年代﹐雷锋首先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党的感恩戴德。他之所以被大树特树﹐不但是为了修补在三年饥荒中受到损害的毛泽东的形象和党的权威﹐也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而在今天官方的宣传中﹐所有这些都不提了﹐只剩下一个在车站码头扶老携幼的雷锋﹐一个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接济穷困的雷锋。

其次﹐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和人类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伦理道德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根本对立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所谓阶级的道德﹐它的前提是否认人类社会有抽象的普遍的道德。它不但拒绝宗教所提倡的泛爱﹐而且排斥中国传统的人际伦理﹐理由是它们都鼓吹超阶级的道德。这样一来﹐不但美德和善行只适用于由党来规定的特定范围和特定对象﹐而且如果党说某人是坏人﹐那就意味著道德标准对他不适用﹐这就无疑为种种迫害和践踏人权的恶行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为什么在毛泽东统治下﹐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轰轰烈烈有组织有领导的“好人好事”﹐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政治恐怖､人身迫害甚至肉体消灭。这二者统一在共产党的道德观之下﹐彼此并不矛盾。

我们再来谈谈所谓人性改造失败的问题。不错﹐毛泽东是要改造人性﹐但我们千万不要把背诵“老三篇”就当作是改造人性了。毛泽东改造人性的具体过程是那些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离开了这些政治运动﹐用空话是改造不了人性的。在这些政治运动中﹐人们被迫或者自觉地迎合毛的需要﹐去说谎､去诬陷､去捏造､去告密､去出卖､去打砸抢､甚至以捍卫毛主席为名去杀人放火。因此﹐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并不是他改造人性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把全体中国人改造成对他伏首贴耳的驯服工具﹐哪怕是伤天害理的事﹐只要是他让你去做﹐你就不能有任何道德上的顾忌。

但毛泽东最终并没有达到目的。针对毛泽东改造人性的失败﹐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家胡平先生很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说﹕这决不是因为人性太卑贱﹐配不上毛的高尚理想﹐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毛泽东的卑贱无耻无法征服人性的高贵和人的尊严。因此﹐中国人告别毛泽东﹐决不是告别一个道德乌托邦﹐而是告别一个既没有道德､更没有人性的制度。

那么﹐我们又怎样解释九十年代以来道德的急剧滑坡呢﹖我们下次节目再接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