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次討論了毛澤東改造人性的失敗。我們談到很多人有一個錯覺﹐似乎毛澤東是用高標準來要求人性﹐所以他失敗了。這種觀點實際上把毛澤東看成了一個高高在上的道德聖人﹐而廣大中國人民則成了不堪造就的卑賤小人﹐最終是他們坏了毛澤東的偉業。然而今天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決不是一個道德聖人﹐不但他的私生活糜爛不堪﹐更重要的是他的那些企圖改造人性的政治運動歸根結底並不是要昇華人性﹐而是相反﹐要摧毀人性的高貴和人格的獨立。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每發動一次運動﹐中國人的人性就受到一次摧殘。
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會再把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看成一個雖然政治不斷動蕩､物質生活極端貧困﹐但人們卻很單純也很有理想的時代。這樣的道德烏托邦決不是毛澤東時代的真實面貌。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真有過“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話﹐那是因為人民極端窮困﹐他們不但無戶可閉﹐也無遺可拾。
70年代上半期﹐筆者在上小學和中學﹐記得很多同學家中確實是不上鎖的﹐但推門進去﹐除了床上的被子和桌上的碗筷之外一無有﹐而家境稍微好一點的則都是鐵將軍把門。另一個證明毛澤東時代決不是道德烏托邦的事例是七十年代初﹐青少年犯罪在很多城市都成了社會治安的大問題﹐今天的“嚴打”實際上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每到重大節慶﹐公安部門都要進行所謂“大掃除”﹐抓一大批刑事犯和少年犯。
從鄧小平南巡至今﹐中國的發展在道德層面上可以如此概括﹕共產黨可以不擇手段地維護權力﹐個人則可以不擇手段地致富。
1976年毛死後﹐依靠毛澤東獲取權力的四人幫受到全國人民的唾棄﹐這不但是因為他們不斷製造動亂﹐把國民經濟弄得一團糟﹐也是因為他們通過文化大革命把中國帶入了一個道德墮落的深淵。
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改革開放實際上給中國帶來了道德重建的良機﹐而不是道德衰敗的開始。八十年代是中國人思想上精神上都非常活躍的時期﹐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對國家和民族前途的關心一直是校園和社會文化生活的熱點﹐人民的政治熱情持久不衰。很多人認為道德和政治是兩回事﹐我不關心政治﹐也可以做一個好人。這在一些個人身上或許是可能的﹐但對一個民族來說則是不可能的﹐因為政治關係到全體人民的命運﹐是最大的道德關懷﹐對政治的關心實際上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整體道德水準﹐尤其是在社會發生重大變遷的時代。
然而﹐從1989年到1992年﹐中共的所作所為扭轉了中國社會在毛澤東時代之後出現的道德復興的局面。1989年鄧小平對用和平手段爭取民主的青年學生和廣大知識分子進行暴力鎮壓﹐用強權壓倒了良知。就對于社會道德的毀滅性影響來說﹐鄧小平的“六四”不比毛澤東的文革要小﹐因為“六四”後的中共政權直接建立在暴力和謊言之上﹕人人都知道政府在說謊﹐但謊言之後的暴力卻使得人們噤若寒蟬。這樣一個政權不借助任何理想主義﹐也沒有任何烏托邦色彩。這樣﹐在社會道德的層面就產生了這樣一種後果﹐或者很多人會這麼想﹕道德和良知是斗不過無恥和暴力的﹐在現實中總是不擇手段的人成為贏家﹐連政府都是赤裸裸地這麼干﹐既然如此﹐我們又為什麼要傻乎乎地遵守那些倫理規範呢﹖
在這個意義上﹐“六四”在中國人中所造成的政治冷漠導致了道德冷漠。在“六四”之後兩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和在此之後的一系列政策給中共政權在暴力和謊言之外加上了另一根支柱﹐即金錢﹐同時又給了中國社會的道德和良知以致命的一擊﹕用物質的誘惑去換取對現政權的承認。從鄧小平南巡至今﹐中國的發展在道德層面上可以如此概括﹕共產黨可以不擇手段地維護權力﹐個人則可以不擇手段地致富。當然﹐那些不擇手段地致富的人﹐絕大多數本身就是不擇手段地維護權力的人。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人類的道德有它相對獨立的一面﹐但在任何一個特定時期內﹐道德水準的沉浮又是直接受到那個特定社會的影響的。如果一個社會的政治權力和經濟財富建立暴力､謊言､欺詐和不擇手段之上﹐那麼毫無疑問﹐我們不能指望它們會給社會道德帶來積極的示範效果。因此人心墮落､道德淪喪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中國今天的社會道德問題﹐決不是歷史的必然。它既有毛澤東時代的前因﹐ 更有鄧小平時代的後果。說到底﹐它是和中國共產黨的一黨獨裁和利益獨佔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