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道义良知与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寒山

我们在前几周围绕著和听众李小姐对话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著重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上台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另一个是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道德水平的急剧下降是不是告别毛泽东时代､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不但如此﹐我们还谈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用“历史的必然性”来解释历史和现实问题﹐听上去似乎很有哲理﹐但并不是理性的思维方式﹐而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是在共产党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它不但把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合理化﹐而且为它今天的腐败和专制辩护。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还是很普遍的。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再作一些深入的探讨。

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建立在一系列“决定论”的说教之上﹐从我们小的时候就通过学校教育灌输进我们的头脑﹐直到我们对党的现实和历史中的很多具体问题产生怀疑和否定的时候﹐这些“决定论”的概念还在我们内心为共产党的合理性辩护。

这些“决定论”的说教包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阶级立场决定政治态度等等。而最根本的一条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人类历史提供了决定论的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将遵循这条必由之路﹐从低级发展到高级﹐从无阶级的社会演化到有阶级的社会﹐再发展到无阶级的社会﹐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

这种决定论的哲学能不能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呢﹖在18世纪启蒙运动后﹐西方思想界确实有很多人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因为他们相信人类的理性会利用物质的进步为自己谋福利﹐这是和决定论哲学有关联的。但到了二十世纪末﹐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对人的暴力和对文明的毁灭以后﹐人们所确信的﹐与其说是历史不断进步﹐不如说是自由时刻有可能被奴役所取代。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了人类的理性并不能保证物质的力量会用于人道的目的。相信至今为止﹐大概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理论还认为人类社会有一个终结目的﹐会朝著一个确定不移的方向演变。

至于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今天不但西方社会科学界﹐就连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有很多人认为那完全是根据西方到资本主义社会为止的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根本套不进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框架。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到秦朝以前就已经结束了﹐从那以后中国不但经历了漫长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而且没有证据说明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一定会演变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无法解释的。

那么在现实政治中﹐强调决定论和必然性对共产党统治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它从根本上论证了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党代表了历史﹐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觉地用历史必然性去指导实践的政治集团﹐它在用行动实现历史规律﹐因此反对党就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共产党固然也用为人民或者民族谋福利来论证自己的合理性﹐但那种论证不但相比较而言是浅层次的﹐而且它不能总是用来为党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辩护。

而站在所谓历史的高度﹐即使是灾难﹐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必然性包括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或者说历史的曲折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样毛泽东革命成功固然是历史的必然﹐他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这就一笔勾销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历史责任。

第二﹐对很多参加革命的人来说﹐这种必然性和决定论彻底排除了他们用一般道德准则来衡量党的政策的可能﹐使得他们在执行党的政策时不但没有道德顾忌﹐而且逐渐培养起一种犬儒主义﹐从而对非人道的现实麻木不仁。

例如﹐很多参加了土改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干部在一开始不能接受把很多因为辛勤劳动而致富的农民打成地主﹐不但剥夺财产甚至处决的做法。但一旦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土改的伟大历史意义后﹐他们就会把无辜者的牺牲看作是为实现历史必然性所付的代价。

再比如反右时﹐很多人对每个单位必须按比例划出右派感到不解﹐但他们强迫自己相信这种小范围内的冤枉好人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粉碎右派进攻﹐因此是必然的。经过几次类似的政治运动﹐人的道义良知就会麻木﹐就会被“党性”所代替﹐而“党性”说到底就是党自称所代表的历史必然性。

那么﹐这种必然性和决定论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大影响呢﹖网上近年来有一种在一部分青年人中流行的论点说﹕“‘六四’时我要是邓小平﹐我也镇压”就是一个事例。它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六四”的开枪镇压虽然在道义上是错的﹐但却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

因此﹐只有当我们能用人最基本的道义良知来取代所谓“历史的必然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很多被扭曲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