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幾周圍繞著和聽眾李小姐對話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著重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上臺有沒有歷史的必然性﹐另一個是中國自九十年代以來道德水平的急劇下降是不是告別毛澤東時代､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必然後果。我們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不但如此﹐我們還談到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用“歷史的必然性”來解釋歷史和現實問題﹐聽上去似乎很有哲理﹐但並不是理性的思維方式﹐而是共產黨教育的結果﹐是在共產黨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人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它不但把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歷史合理化﹐而且為它今天的腐敗和專制辯護。這種思維方式在今天的中國人中還是很普遍的。今天我們就這個問題再作一些深入的探討。
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建立在一系列“決定論”的說教之上﹐從我們小的時候就通過學校教育灌輸進我們的頭腦﹐直到我們對黨的現實和歷史中的很多具體問題產生懷疑和否定的時候﹐這些“決定論”的概念還在我們內心為共產黨的合理性辯護。
這些“決定論”的說教包括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存在決定意識﹐階級立場決定政治態度等等。而最根本的一條是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為人類歷史提供了決定論的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將遵循這條必由之路﹐從低級發展到高級﹐從無階級的社會演化到有階級的社會﹐再發展到無階級的社會﹐經歷一個否定之否定。
這種決定論的哲學能不能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呢﹖在18世紀啟蒙運動後﹐西方思想界確實有很多人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進步的﹐因為他們相信人類的理性會利用物質的進步為自己謀福利﹐這是和決定論哲學有關聯的。但到了二十世紀末﹐在全球範圍內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對人的暴力和對文明的毀滅以後﹐人們所確信的﹐與其說是歷史不斷進步﹐不如說是自由時刻有可能被奴役所取代。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了人類的理性並不能保證物質的力量會用于人道的目的。相信至今為止﹐大概只有馬克思主義和宗教理論還認為人類社會有一個終結目的﹐會朝著一個確定不移的方向演變。
至于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論﹐今天不但西方社會科學界﹐就連中國社會科學界也有很多人認為那完全是根據西方到資本主義社會為止的歷史經驗得出來的﹐根本套不進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框架。例如中國的封建社會到秦朝以前就已經結束了﹐從那以後中國不但經歷了漫長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而且沒有證據說明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一定會演變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無法解釋的。
那麼在現實政治中﹐強調決定論和必然性對共產黨統治有什麼作用呢﹖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它從根本上論證了黨的歷史合理性﹐因為黨代表了歷史﹐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自覺地用歷史必然性去指導實踐的政治集團﹐它在用行動實現歷史規律﹐因此反對黨就是站在歷史的對立面。共產黨固然也用為人民或者民族謀福利來論證自己的合理性﹐但那種論證不但相比較而言是淺層次的﹐而且它不能總是用來為黨給人民和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辯護。
而站在所謂歷史的高度﹐即使是災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歷史必然性包括了歷史發展的曲折性﹐或者說歷史的曲折也是歷史的必然﹐這樣毛澤東革命成功固然是歷史的必然﹐他的大躍進和文革的失敗也是歷史的必然。這就一筆勾銷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歷史責任。
第二﹐對很多參加革命的人來說﹐這種必然性和決定論徹底排除了他們用一般道德準則來衡量黨的政策的可能﹐使得他們在執行黨的政策時不但沒有道德顧忌﹐而且逐漸培養起一種犬儒主義﹐從而對非人道的現實麻木不仁。
例如﹐很多參加了土改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幹部在一開始不能接受把很多因為辛勤勞動而致富的農民打成地主﹐不但剝奪財產甚至處決的做法。但一旦他們在黨的教育下認識到土改的偉大歷史意義後﹐他們就會把無辜者的犧牲看作是為實現歷史必然性所付的代價。
再比如反右時﹐很多人對每個單位必須按比例劃出右派感到不解﹐但他們強迫自己相信這種小範圍內的冤枉好人是為了在全國範圍內粉碎右派進攻﹐因此是必然的。經過幾次類似的政治運動﹐人的道義良知就會麻木﹐就會被“黨性”所代替﹐而“黨性”說到底就是黨自稱所代表的歷史必然性。
那麼﹐這種必然性和決定論在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大影響呢﹖網上近年來有一種在一部分青年人中流行的論點說﹕“‘六四’時我要是鄧小平﹐我也鎮壓”就是一個事例。它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六四”的開槍鎮壓雖然在道義上是錯的﹐但卻是符合歷史必然性的。
因此﹐只有當我們能用人最基本的道義良知來取代所謂“歷史的必然性”的時候﹐我們才能看清很多被扭曲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