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毅仁先生前不久在北京逝世，對於那些從五十年代起就熟悉這個名字的中國人來說，他的去世標誌著他們所經歷的那個時代又失去了一個象徵性的人物。
對於榮毅仁和中共政權之間的關係，人們已經知道得很多了。榮家對中共政權可以說在歷史關頭作出過兩大貢獻。
第一是在四十年代末，當多數民族資本家害怕被共產而逃離大陸時，容家選擇了留下來，從而成為中共革命是”民族主義“的並受到“愛國工商業者”擁護的一個證明。在五十年代初和五十年代中期，當中共對民族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時，上海的榮家在榮毅仁的主持下選擇了和共產黨合作，把家產拿來出來接受公私合營，從而贏得了黨的器重。榮毅仁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後來又奉調進京，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和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顧問。
榮毅仁對中共的第二大貢獻是在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復出決定實行經濟改革的時候。鄧小平要利用榮毅仁的經驗和海外關係，由國家出資讓他組織一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作為對外經濟開放的窗口。這個公司後來一直是中共對外經濟合作和投資和重要機構，也是很多中共大老子女發跡和發財的地方。
但是很多中國人不一定知道的是，中共所宣傳的以榮毅仁為代表的民族資本家和它的合作也曾經在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產生過影響。
東歐多數國家，尤其是東德、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等等，歷史上和西方關係密切，經濟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國要發達，因此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是在革命後如何對待資本家。因為這些國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由於蘇聯占領而建立起共產黨政權的，所以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模式是最直接的借鑒。這個模式就是用國家暴力全面迅速地沒收私營工商業主，包括外國資產，在此基礎上建立共產黨國營經濟。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這個模式方便又省事，但對經濟的破壞比較大。
就在這個時候，一些頭腦比較靈活、獨立性比較強的東歐國家共產黨領導人對中共的“利用限制改造”民族工商業的政策產生了興趣。在他們看來這是一條比較穩健、經濟代價比較小的道路。於是在1953年斯大林死後，一些東歐國家利用蘇聯政策有所解凍的機會，在報紙上宣傳中國經驗，說蘇聯已經完全建立了社會主義，而和東歐國家類似的是中國，它們都是處於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直接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期，因此他們應該從中國而不是蘇聯學到更多的東西。在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東德。東德共產黨在1955年十二月通過一項決議，採用中共國有化即公私合營的模式，向前業主提供報酬，高達其產權的百分之五十，而且允許他們在國有化以後繼續參加管理，利用他們的經驗。1956年東德黨報發表了一些文章介紹中國經驗，其中有一篇是從英文的《人民中國》上翻譯過來的，作者是中華全國工商聯主席，題目是“為什麼我們資本家歡迎社會主義”。
東德黨報說翻譯這篇文章就是為了回答很多東德私營工商業者提出的問題。1956年九月份東德黨的理論刊物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新階段”。在發表這篇文章的同時，東德黨的領導人烏布利希向東德黨匯報了應邀參加那年九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大的見聞，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中共和民族資本家之間的所謂“聯盟”關係。
今天我們都知道，這是誤解了中共的政策。當時在東歐共產黨人中有一種傾向，認為中共比蘇共更開明，中共對他們的借鑒作用超過了蘇聯。這種一廂情願的誤解還反映在匈牙利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納吉身上。納吉天真地要把中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用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從而為匈牙利走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創造條件，把蘇聯乾預的大門堵死。但他沒有想到的是，當赫魯曉夫還在猶豫是否要武力乾預匈牙利事件的時候，正是中共領導人、尤其是總書記鄧小平強烈要求蘇聯出兵。
和納吉誤解了中共的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樣，東德共產黨人誤解了中共對民族工商業的和平改造政策。他們聽信了官方的宣傳，把它想像成真是很和平很友愛溫情脈脈受到廣大工商業者擁護充滿了民族主義熱情的一個“共產”的過程。實際上，除了極少數象榮毅仁這樣被樹起來作樣板並從中獲得極高的政治榮譽的人之外，對於絕大多數工商業者，這種所謂“和平改造”不過是向國家暴力和群眾壓力表示屈服的委婉的說法而已。在中共和民族資本家之間只有剝奪和利用，而絕對沒有什麼“聯盟關係”。
至於榮毅仁對中共的第二個貢獻，即創辦中信公司，則是把第一個貢獻倒了過來。如果說五十年代他對中共用國家暴力剝奪私人財產表示了充分合作，那麼在八十年代他又幫助了中共用國家權力把公共財產拿來為中共高層和他們的子女服務。榮毅仁的家族在公私合營中喪失的財產也通過這個途徑流了回來，成為中國大陸屈指可數的富豪。在這個意義上，榮毅仁本人對中共政權的貢獻不但遠遠超過了所謂“紅頂商人”，他本人對於家族的貢獻也遠遠不是他艱苦創業的父輩所能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