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我選擇了自由”(上) --寒山


200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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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國駐澳大利亞悉尼總領事館的政治參贊陳用林先生脫離了中國領事館﹐表示和中共自1989年六四以來的政治高壓手段﹐尤其是鎮壓法輪功的政策一刀兩斷。

陳用林的出走顯示了中共政治精英集團內部深刻的分歧和矛盾﹐也告訴人們即使在既得利益集團中﹐道義原則和人類良知也還是有廣泛的號召力。陳用林事件的深刻意義還在于﹐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多年的今天﹐成千上萬中國學生和學者可以去西方國家尤其是自由開放的美國學習和定居﹐無數貪官污吏更是輕輕鬆鬆地把掠奪來的財富轉移到海外﹐然後當投資移民。如果陳用林就是為了想在西方世界生活﹐他本來可以通過其它途徑﹐沒有必要選擇這條不歸路。例如﹐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一位前秘書就在美國馬裡蘭大學讀了一個歷史學位﹐然後在紐約的一個大學找到了教職。

從陳用林的出走﹐人們可以聯想到許多類似的案例﹐即共產黨國家的外交官或者以各種非外交官身份活動的官員﹐如記者和貿易代表等等﹐脫離本國統治集團投奔自由世界。這裡我們要介紹的是在這些案例中比較早、比較特殊、後來和中國也有過一段關係的一件往事。

1944年4月4日﹐蘇聯駐美國採購團副團長維克多.克拉夫欽科在華盛頓宣佈脫離蘇聯政府﹐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在獲得了政治庇護之後﹐他用兩年時間寫了一本書﹐題目叫做《我選擇了自由》﹐1946年出版後成了當年的暢銷書。

克拉夫欽科1905年出生于一個老革命家庭﹐父親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是布爾什維克。他本人1929年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參加了30年代的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運動。他的職業是工程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抽調到紅軍中工作﹐後來因為是技術專家﹐所以被選派到赴美國採購戰爭物資的代表團中。當時美國對蘇聯和其它反法西斯國家提供了巨額援助﹐每個國家都希望能從美國得到儘量多的武器和其它物資﹐所以都把本國最信任的專家派到美國從事選購和談判。

從克拉夫欽科的背景、經歷和身份中﹐人們很難想象這樣一個40歲不到就身居要職、前程遠大的蘇聯官員會背叛自己的政權﹐更何況當時蘇聯雖然已經度過了衛國戰爭最危險的的時刻﹐但仍然在和德國苦戰。在這樣的時候克拉夫欽科理應為培養他的這個制度多多效勞。

那麼﹐是什麼使得克拉夫欽科不但放棄了自己在蘇聯的前程﹐而且不顧在關鍵時刻叛國出走的罪名投奔美國呢﹖克拉夫欽科說正是他在30年代參加農業集體化的經歷使得他對蘇聯的共產黨政權產生了厭惡﹐埋下了反叛的種子。

蘇聯30年代的集體化是消滅小農﹐建立集體農莊﹐把分散的個體農民變成國家控制的農業勞動力。這個運動就象中國的人們公社化運動一樣﹐在很多地方對農業生產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造成了30年代的大飢荒。當時蘇聯黨和政府從城市裡抽調了大量幹部和工人到農村去建立集體農莊﹐鎮壓農民的反抗﹐強行奪走他們的口糧。克拉夫欽科就是許許多多被派下鄉的幹部之一。他親眼目睹了烏克蘭農村遍地餓殍的悽慘景象。但使他更震驚的﹐是有一天他在災區的一個政府倉庫裡﹐發現了大量的從上一年保存下來的糧食﹐而那正是成千上萬的烏克蘭農民被餓死的時候。飢荒是難免的﹐無論是人為的還是自然的﹐但見死不救、任憑糧食堆在倉庫發霉也不拿出來救命﹐這是毫無人性。

克拉夫欽科投奔西方的時候﹐蘇聯正和美國結成同盟和法西斯國家作戰。但美國政府並沒有因為蘇聯是自己的盟國就和莫斯科作交易﹐犧牲克拉夫欽科。但美國以及西方的一般輿論對蘇聯都是以正面報道為主。我們在這個節目中介紹過《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杜倫迪對蘇聯的報道就是以正面形象為主。人們不相信﹐或者不願意相信克拉夫欽科的話。克拉夫欽科以自己從早年投身革命到逐漸了解真相和幻滅的經歷告訴他們﹕“蘇聯人民正在被獨裁領袖和秘密警察嚴密控制著﹐難以把他們的意見和希望告訴世界﹐所以我要揭破一切﹐警告人們﹐不要在自欺欺人。”很多年過後﹐當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被披露出來後﹐人們才想起克拉夫欽科和他的警告﹐蔡相信他並沒有為了自己在美國留下來而編造謊言﹐詆毀自己的國家。

克拉夫欽科的書出版的時候﹐中國正是國共內戰的關口。他的這本書在中國也引起了一陣風波。我們下次再接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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