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对“富强粉”的记忆--寒山

2005-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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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和民族主义话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可以说是很多人最高的政治理想,如果他们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又认为自由主义太没有力量的话。

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或者简称“强坛”,近年来影响的不断扩展或许算得上一个旁证。但当我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脑海里下意识地浮现出来的,常常不是什么国家民族的富裕和经济军事的强盛,而是植根于早年生活回忆中的一种面粉的名称。这种面粉就叫富强粉。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江南被称为鱼米之乡的一个城市渡过的,那是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的上半期。我的父母都是政府干部,父亲还算是县团级,母亲则是科级,工资收入应该算在中上水平。但是由于家中有四个子女,父亲又是先在“五七干校”劳动,后来长期在外地煤矿工作,一家的收入分成两半用,因此日子过得还是很紧。在我的记忆中,家中餐桌上的红烧肉虽然不能说非常少见,但更多的时候还是青菜和萝卜干。不过,就算是同住在一个大院里经济收入更高的干部家庭,餐桌上的花色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凭票供应的东西就是那么一点点。

我们虽然说是生活在太湖之滨的米粮仓里,但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大米不但是凭票按人头供应的,而且从粮店里买来的多半是仓库里的陈米,在做饭前常常要很仔细地淘洗和挑拣:先是用清水将糠皮漂出,然后再把米里面搀杂的沙石、泥块和老鼠屎挑出来。直到现在,当我听到“淘米”这两个字的时候,总还是能回想起当年我们大院中各家的主妇和女儿们围在井台边,蹲在地上,一面聊天一面把湿漉漉的生米一把把地抓在手上翻来复去地筛选的情景。那时候也不是完全吃不到新米,但那只有在每年夏秋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新米和陈米完全不同。陈米中不但有各种杂物,而且外观发黄,没有光泽,浸在水中水是浑的,看不见米。而新米则很洁净,不需要挑拣,浸在水中一粒粒都显得那么晶莹透亮。用陈米做的饭,揭开锅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而用新米做的饭,锅盖一掀香味就扑鼻而来。我当时常常想为什么不能常吃新米呢?大人说新米都放进仓库了,因为要备战备荒。

除了陈米,凭票供应的还有面粉和面条。就像陈米和新米一样,面粉和面条也有普通和上白两种。普通面粉和面条都是陈年的,颜色灰暗,而上白面粉和面条则要光鲜得多。记得每到毛泽东的生日,一个在无神论的中国比圣诞节在西方还要神圣的日子,每户都要排队到粮店里去凭票购买由上白面粉做的长寿面。

当时也有不凭票供应的粮食,我们那里叫做“敞开供应”,例如红薯干和红薯粉。很多人家,尤其是多子女的,不但从粮店买红薯干和红薯粉,而且自己买了红薯以后切成片,放在太阳下晒干。自制红薯干虽然麻烦一点,但比在粮店买的总要便宜一些。

现在已经很难回想起来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富强粉”这个词了,大概是在1973或者1974年的某个时候吧。当时我父亲有一些老同志在上海工作,他们那里开始供应这种“富强粉”。有时候他们会托人带一些来让外地的老朋友尝尝。我从来没有想像过世界上会有这么诱人的面粉,它看上去并不是纯白,而是奶白,一打开口袋就能闻到新鲜粮食天然健康的气息,而不是那种陈年的霉味。尽管后来我们知道这种面粉也不见得就是当年的产品,但无论看上去还是闻起来都和粮店供应的哪怕是叫做上白的面粉有天壤之别。用这种面粉做馒头和摊饼都是美食,更不用说包饺子了。最简单的就是倒一点在水里煮拌后放一点糖,也都成了放学后充饥的点心。即使现在的奶油蛋糕,也比不上记忆中的这种甜蜜的面糊浆。

不记得究竟是什么时候,这种“富强粉”在上海竟然敞开供应了,于是每逢有“便车”或“便人”去上海,父母亲总要托他们带上十斤二十斤,尽管它的价钱要贵一些。渐渐地,我们家和很多人家一样,去粮店购买普通和上白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即使是毛泽东的生日,我们也不必再去排那个长队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托了“四人帮”的福。上海是“四人帮”的老家和大本营,为了巩固这个权力基地,在国家对大城市本来就保障供应的政策之外,上海更是得天独厚。“四人帮”批判物质刺激,压制人性,限制消费,把国民经济弄得一团糟,但“富强粉”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他们也是非常精明非常现实的。他们知道要让人死心塌地地追随自己,老是只给他们定量的陈米和有霉味的面粉并不是长久之计,何况这还是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文明最现代化的都市。张春桥有一次就说过:物质刺激是臭豆腐,闻著虽然臭,吃起来还是香的。

在一个普遍匮乏的年代,把一种面粉起名为“富强”难免让人感到有点滑稽。我记得当时问过很多人这个名称的来历,他们都是老干部,但多半含糊其辞。有人说那是因为这种面粉的产地在东北一个叫做“富强”的县,但一个县能有这么大的产量吗?再后来,才终于有人低声告诉我:那是从加拿大进口的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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