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原代理社長王唯真最近去世了。王唯真的生平可以說是一面鏡子，折射出中國當代歷史中很多令人思考的問題。
王唯真出身于菲律賓的華僑家庭，1938年他15歲時受愛國熱情的感召經過越南回到中國，去延安投奔共產党，因為會外語而進了新華社，擔任英文翻譯和國際版編輯。中共建政后他長期擔任駐外記者，當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總編，國際部東方組組長，新華社河內分社首席記者、分社社長，兼任人民日報駐越南記者。1961年擔任新華社駐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特派記者，正是在這個位置上他卷入了一起重大國際事件，成了轟動一時的著名人物。
當王唯真來到巴西時，中共在拉丁美洲衹有和古巴一個國家有外交關系，因此新華社和一些貿易机构就是中共和拉美國家發展關系的渠道。當時巴西的夸德拉斯和古拉特兩任總統來自左派的全國民主聯盟，在任期間發展和中國的關系，古拉特甚至在副總統任內訪問了北京。巴西政府的親北京姿態受到國內右派的反對，他們在美國支持下于1964年4月發動政變，推翻了古拉特政府。軍人政權上台后，以陰謀推翻巴西政府為名逮捕了已王唯真為首的9名中共新華社和貿易代表處人員。由于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台灣的插手，這實際上成了中共和美國以及台灣之間的對抗。
在當時，“9人事件”是中國大陸報刊連篇累牘報導的對象，內容是9人如何反對迫害、揭露陰謀、贏得了巴西“友好人士”的同情，使得巴西軍政府始終無法對他們定罪，最后在祖國的強大聲援下在一年后被“驅逐出境”。在他們回到北京時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李先念副總理前往机場迎接，劉少奇和周恩來又接連接見。在六十年代中期各行各業“英雄輩出”的時候，這9人成了對外斗爭的榜樣和民族英雄。至今中國官方還說“巴西事件”是“新中國外交史上一次對國際反華勢力斗爭大獲全胜的範例，王唯真作為新華社培養的記者，也成為新華社的驕傲！”
當時巴西軍政府是在冷戰的國際形勢下從政治需要出發對這9個中共外派人員進行迫害，即使在巴西國內也不但沒有得到支持反而受到了強大的抵制。當時有17個巴西著名人士，包括國會議員和政府高級官吏，愿意出面為這9個中國人的無罪作証。巴西全國律師學會會長、德高望重的平托律師接受中方委托，出面為9個中國人辯護。平托在法庭上說他從事律師業務50多年，至今沒有見過如此沒有根据的指控。他說他要向全世界宣告這些中國人是無辜的，是政治偏見的受害者。結果使得巴西軍政府不得不放棄判刑，將這9人“驅逐”出國。對于一場大張旗鼓地鬧了一年的案件來說，這個結果等于是軍政府自找台階下。
王唯真回國后，一度受到重用，擔任新華社代社長。在文革高潮中，很多新華社記者受迫害，在一些地方一些新華社記者甚至被戴上鐐銬和久已不用的木枷准備處死。王唯真為了保護新華社、維持正常工作對周恩來建議對新華社實行軍管。我們現在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巴西的那段親身体驗了軍人接管政權的經歷對他的這個建議起了一定的影響。
好景不長，從1970年幵始，王唯真又受到了迫害，用官方半遮半掩的話來說，叫做“1970年后王唯真同志遭到不公正的對待，受到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用他的子女更為直截了當的話來說，叫做“被打成所謂‘反革命’，遭隔离審查，并被批斗、抄家、關押和勞改。因受到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父親患高血壓眼底出血、患癌癥兩次幵刀”等等，一直到1980年才平反。
毫無疑問，和1964年在巴西的遭遇相比，這一次的迫害不但時間更長，程度更殘酷，而且還株連到家庭和子女。如果說巴西軍政府加給他的罪名是莫須有的話，那么這一次的罪名就是荒誕無稽了。如果說在巴西他還有權利請律師的話，那么這一次連一點正常的法律程序都沒有，在當時的中國，不但沒有律師和訴訟程序，如果誰說要為反革命請律師，那他自己就先進監獄。如果說他在巴西反革命軍政府的法庭上可以慷慨陳辭，但在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的党內，他卻連自白的机會也沒有。如果說巴西軍政府的迫害成全了他的“民族英雄”的聲譽，那么自己人的迫害卻什么都沒有給他留下，除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一個受歧視和擔惊受怕的家庭，再加上一身的傷痛。
把王唯真的兩次政治迫害加以對比，人們恐怕很難不承認，即使是巴西靠政變上台的軍人政權，在人權和法制上也比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要強很多，何況是世界上其他更像模像樣的政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