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幾次節目中通過一些具體事件介紹了文化大革命對中共對外政策的影響。外交和對外工作一向是中共權力系統中最神秘、控制得也最徹底的部門，那麼它們為什麼會受到沖擊呢？今天回顧文革，很多人都認為，在毛澤東的極權體制下任何公開的“造反”都既離不開最高領袖的鼓勵、也決不能以最高領袖為對象。
林彪1965年8月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文章把毛澤東思想在理論上推廣到世界革命的范圍，這已經為中共外交和外事工作的轉變做了舖墊。一年以後，1966年8月，中共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正是在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號召，注定了劉少奇被清洗的命運。關於國際形勢，這次會議的公報提出“當前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和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兩個月以後，林彪在國慶講話中提出“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的行動口號。就連中共官方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也承認，這是公開“推行世界革命”。
與此同時，在文革中崛起的江青和康生等人迎合毛澤東和林彪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向被周恩來控制的外交部門興師問罪。作為全面否定“文革前17年”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部分，他們提出外交工作實際上推行了反動的“三降一滅”路線，即“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向各國反對派投降、撲滅世界人民革命”。這就是說中共策動世界革命還不夠，現在要把在國內推行的文革那一套直接照般到國外，不再受什麼外交慣例的約束。
在這樣的形勢下，1966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有關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工作的文件，要求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為駐外使館和領館的首要任務，發出了把文革推廣到國外、在世界范圍內大事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信號。
怎樣執行這個新的外交路線呢？最具體的就是由駐外使領館和駐外新聞和商業機構在所在國大量散發毛澤東著作、語錄、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材料、毛澤東像章和紀念品，利用使領館和其它機構的新聞櫥窗轉載或展出中國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圖片。對那些對中共文革感興趣的外國人，使領館熱情接待，介紹文革情況，並提供去中國的方便。對那些激進分子和左派，則更是提供聲援和實質性的支持，鼓動他們起來造本國當權派的反。我們前面提到的秘魯“光輝道路”的頭頭古茲曼就是在這個時候前往中國接受訓練的。在外交場合和外交活動中，很多外交官把背誦毛澤東語錄和介紹毛澤東思想當作外交使命，常常把所在國的外交和政府官員弄得莫名其妙。
在中國國內，發生了很多所謂“涉外事件”，即動不動就由外交部提出“抗議”，“革命群眾”遊行示威，甚至“三砸一燒”(砸印尼、印度、緬甸的駐華使館，火燒英國代辦處)。對外國政府的稱呼則不外乎“帝修反及其走狗”，常常不是辱罵就是詛咒，什麼“必然滅亡”之類，幾乎是天天在報刊出現。在報導其它國家的新聞時，不是說這些國家如何黑暗、人民如何痛苦，就是政府如何鎮壓、人民如何反抗。很多國家實在不堪忍受，其結果是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個國家裡，近30個都和中國發生外交糾紛，一些使館關閉，一些外交關系降級，很多中共駐外人員被趕回中國。
文革在這方面的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在中共外交人員中制造分裂。外交界是一個很論資排輩的地方，等級嚴格，待遇分明，中共也不例外。那些老幹部出身的外交官根據他們參加革命的資歷以及與中共外交領導人周恩來和陳毅的關系，把持著駐外機構的職位和權力，享受著比國內同樣資歷的幹部要優越的生活條件，在很多方面以外交工作特殊為名，逃避國內政治運動的沖擊。而那些在中共體制內的低級官員甚至翻譯看到國內的“造反派”起來奪“走資派”的權，一夜之間跨過無數等級階梯成了奪權派，業心裡發痒，想搭上這班升官的快車。因此，外交系統內、甚至使領館內也出現了“造反派”“革命派”和“當權派”“走資派”之間的對立，把中共外交系統弄得混亂不堪。這些造反派升官的捷徑就是推廣文革，在所在國鼓動造反。從1967年到1970年，絕大多數中共大使都被迫回國參加運動，使領館的工作由較低級別的幹部主持，造反派更是有恃無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