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人們常常會聽到一個定語，叫做“史無前例”。就文革的規模、影響和毛澤東借發動文革所要達到的目的來說确實如此。但就從文化領域入手解決社會政治問題這個思路而言，在共產党國家的歷史上并非真的“史無前例”。在美國出版的《當代中國研究》的主編程曉農先生最近在紐約召開的有關文革歷史的研討會上就蘇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和毛澤東的文革之間的异同發表了見解。
程曉農介紹說，在俄國歷史上，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俄國知識分子中就廣泛存在著從文化領域入手推動社會改造的想法。它主要指用新文化來改造俄國大眾，這個新文化包括藝術、文學、生活習慣和倫理。布爾什維克認為這個新文化應該是無產階級文化。
1928年斯大林發動了“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口號，“文化革命”就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蘇聯文化革命在政治上的主要目的是在文化領域開展階級斗爭，把從舊俄時代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從關鍵崗位上清洗掉，代之以布爾什維克在革命后培養起來的所謂“無產階級”知識分子。
這個文化革命的具体措施包括組織一些在報刊上廣泛宣傳的審判，如1928年的沙赫基案件和1930年的工業党案件等等，給一些所謂“資產階級專家”安上特務、間諜和破壞分子的罪名，把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從整体上搞臭。同時。蘇聯党和政府通過大規模的速成培訓計划培養工農出身的年輕人，把他們送進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文化單位去占領文化陣地，赶走資產階級專家。
斯大林在蘇共17大上宣布在一年時間里，就有2百萬農民經過短暫訓練走上集体農庄的管理崗位，11萬工程師和農業經濟學家被從農村驅逐到鄉下。當時蘇聯的年輕人也有點象中國的紅衛兵。他們沖擊學校和科研机构，襲擊教堂，做出一些非常激進的行為。
雖然斯大林的“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文化領域建立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專制，在很大程度上必然破壞人類文化的傳承，但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相比，蘇聯的文革還是有一定節制、在一定意義上甚至有助于提高普通工人農民的文明水准。這是因為斯大林一旦達到用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代替舊時代留下來的專家這個目的后，就宣布文化革命基本結束，現在的知識分子總体上是可以信任的。此外，即使在文化革命反知識分子的高潮中，高級專家云集的蘇聯科學院也沒有受到很大沖擊，科學院院士的地位一直受到維護。
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是，在蘇聯文化革命中，一方面是所謂“資產階級專家”被清除，但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除了對宗教文化實行壓制，并沒有對整個人類文明遺產采取排斥的態度。
相反，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蘇聯在提高文明素養和文化水准方面花了很大气力。當時一個廣泛宣傳的口號是“你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嗎？”有一份蘇聯共青團、婦聯和工會配合聯共的“社會文明教育”宣傳材料列出了十個“有文化的人”應該能回答的問題，它們包括能否完整地背誦普希金的一首詩，能否說出莎士比亞的五個劇作的名字和特點，能否列舉非洲的四條河流的名稱，能否用小數報出分數三分之八的數值，能否列舉五枚關于蘇聯的郵票，能否說出上一個賽季主要的比賽結果，等等。這些問題絕大多數都沒有政治色彩。即使在政治運動頻繁的30年代，很多工厂工人俱樂部里也把上演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政治宣傳節目放在一起。
除了在知識上，蘇聯政府在生活習慣上也發起號召，要求人們放棄不文明的習慣，要大家每天刷牙、洗手用肥皂、不隨地吐痰、掃除文盲等。在餐桌上的規範、對婦女的態度、社交場合的舉止等等方面，當局也提出要求，至少那些剛剛從工厂農村走進文化單位和管理崗位的工人農民應該達到一些基本的禮儀標准，顯示其社會精英的教養。
因此，蘇聯的文化革命雖然有破壞文化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建設性，這里我們當然是在共產党國家的背景下作這個結論的。對比之下，中共原來是泥腿子進城，之后一直批判小資情調，對人類文化成就始終是非常有選擇地介紹。到了文革期間，男女穿一樣的衣服，任何對美好事物的欣賞都被批判，更不用說允許人們閱讀西方文學、上演莎士比亞的戲劇了。當時就連從1949年到1966年的革命文學都被否定，何況是和共產党革命無關的文化成果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徹頭徹尾的大革文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