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是中國大陸著名詩人和作家﹐以為人正直和敢講真話而受人尊敬。和我們上個星期介紹過的劉賓雁一樣﹐邵先生在青少年時期也是很理想主義的﹐在四十年代後期出于對現實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憧憬在念中學就參加了中共外圍地下組織﹐後來順理成章轉為中共正式的文藝幹部。
今天在這個節目中﹐我們要介紹的並不是邵先生的作品﹐而是他在1956年收到的一封信﹐發表在邵先生前幾年出版的《舊信重溫》一書中。
這封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假如你不健忘的話﹐你還記得起解放前情況的話﹐你會認識我的﹐而且是會比較熟悉的。四七年秋你在初三我在高一﹐我們曾被同學選為代表會的代表﹐你在會議上熱情激昂正義的言論﹐直到今天我還記著。黨發現你是一位有正義感堅持真理的同學﹐曾派我及周世賢等同志多次和你聯係﹐幫助你從模糊的政治態度中提高成為共產主義的戰士。……遺憾的是你沒有在那時加入了黨。當然今天我估計你早已入黨了。”
寫信人過去從事地下工作時叫劉進舟﹐現改名劉毅。他告訴邵燕祥自己後來去了解放區﹐現在在中央辦公廳工作。他寫這封信的目的是為了和已經成名的詩人邵燕祥取得聯係。
邵燕祥先生在為這封信寫的說明中說﹐劉進舟提到的事應該發生在1946年左右﹐當時他在北平匯文中學讀書。邵先生記得這位劉進舟﹐說他比自己年級高﹐是中共地下黨員。但劉進舟的記憶似乎不準確﹐因為邵燕祥在1947年夏天後就轉學離開了匯文中學﹐而劉進舟信中提到的中共地下黨員周世賢至遲在1946年秋就和邵燕祥有聯係了。換句話說﹐中共地下黨試圖發展邵先生的事應該發生在1946年﹐比劉進舟所記憶的還要早一年﹐當時邵先生還是一個初中學生。
儘管人們都知道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大力發展學生運動和吸收學生入黨﹐但連初中學生都成為黨組織注意和發展的對象﹐這個由當事人證實的事實是值得今天的人們深思的。初中生不過十四､五歲﹐不但談不上什麼成熟或明確的政治觀點﹐連承擔政治義務的法定年齡都沒有到﹐但卻充滿了天真浪漫的理想主義﹐把這樣的少年拉入秘密政黨並參與危險的政治活動﹐這是只有不惜一切手段奪取權力的共產黨才做得出的。由于多少年受黨文化和黨政治的影響﹐特別是自身經歷了從紅領巾到少先隊到共青團的青少年時期﹐很多人對這種或是強行或是通過引誘把青少年拉入政治組織﹐把他們的生活政治化的做法已經完全習慣了﹐從來就不覺得這有什麼不正常。
很多人聽到這個故事後或許還會問﹕連青少年都願意為之獻身﹐難道不正說明這個事業是正義的嗎﹖
由邵先生的這段往事﹐我不由得想起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件事。在1979年左右﹐我在江南一所大學歷史系讀書。學校中有一部分文科學生組織了一個叫做“原上草”的文學團體﹐成員們定期聚會﹐討論作品﹐也評論時政。我也加入了這些聚會。不料沒過多久﹐這幾棵“原上草”就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鏟連根鏟掉。我們根本沒有想到﹐每一次我們在公園的茶室或者成員的家中聚會時﹐公安局都把出席的成員和討論的話題了解得一清二楚。
我們的活動持續了不過兩三個月﹐公安局就和學校領導聯係﹐對于那些他們認為是“骨幹分子”的﹐由公安局和學校保衛部門佈置找去談話﹐那些“脅從者”則必須自動到系領導那裡坦白。後來我們知道﹐那次剷除“原上草”的行動﹐是在西單民主牆運動被鎮壓後全國範圍內掃除有異議傾向的團體的行動的一部分。當時我所在的那個城市的鎮壓﹐是由市委一位副秘書長領導的。這位副秘書長是掛名的﹐其真實身份是中央調查部派在地方上的特務。
把邵先生的那段往事和自己經歷過的相對比﹐我所看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
一個是在學校中反對黨可以通過組織公開的政治和社會活動達到秘密發展黨員的目的。另一個不要說反對黨﹐連獨立的文學社團都不允許建立。一個是初中生都可以有獨立參加政治活動的自由的社會﹐另一個是甚至大學生都沒有組織自發的文學團體的權利的社會。這就是所謂“舊”中國和“新”中國的區別﹐也是共產黨所說的“國民黨法西斯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之間的區別。
最後要說的是﹐那位主持鏟除“原上草”行動的市委副秘書長後來上調到省裡﹐離休後寫了一本書﹐歌頌文革時因為反對毛澤東而被槍斃的蘇州市圖書館館長陸蘭秀﹐使這位大無畏的勇士被更多的人知道。但願通過這本書﹐作者也能對當年主持剷除“原上草”一事有所反省﹐從而為自己的一生劃上一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