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从邵燕祥先生的一段往事谈起--寒山

邵燕祥是中国大陆著名诗人和作家﹐以为人正直和敢讲真话而受人尊敬。和我们上个星期介绍过的刘宾雁一样﹐邵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也是很理想主义的﹐在四十年代后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念中学就参加了中共外围地下组织﹐后来顺理成章转为中共正式的文艺干部。

今天在这个节目中﹐我们要介绍的并不是邵先生的作品﹐而是他在1956年收到的一封信﹐发表在邵先生前几年出版的《旧信重温》一书中。

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假如你不健忘的话﹐你还记得起解放前情况的话﹐你会认识我的﹐而且是会比较熟悉的。四七年秋你在初三我在高一﹐我们曾被同学选为代表会的代表﹐你在会议上热情激昂正义的言论﹐直到今天我还记著。党发现你是一位有正义感坚持真理的同学﹐曾派我及周世贤等同志多次和你联系﹐帮助你从模糊的政治态度中提高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遗憾的是你没有在那时加入了党。当然今天我估计你早已入党了。”

写信人过去从事地下工作时叫刘进舟﹐现改名刘毅。他告诉邵燕祥自己后来去了解放区﹐现在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和已经成名的诗人邵燕祥取得联系。

邵燕祥先生在为这封信写的说明中说﹐刘进舟提到的事应该发生在1946年左右﹐当时他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邵先生记得这位刘进舟﹐说他比自己年级高﹐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刘进舟的记忆似乎不准确﹐因为邵燕祥在1947年夏天后就转学离开了汇文中学﹐而刘进舟信中提到的中共地下党员周世贤至迟在1946年秋就和邵燕祥有联系了。换句话说﹐中共地下党试图发展邵先生的事应该发生在1946年﹐比刘进舟所记忆的还要早一年﹐当时邵先生还是一个初中学生。

尽管人们都知道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发展学生运动和吸收学生入党﹐但连初中学生都成为党组织注意和发展的对象﹐这个由当事人证实的事实是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的。初中生不过十四､五岁﹐不但谈不上什么成熟或明确的政治观点﹐连承担政治义务的法定年龄都没有到﹐但却充满了天真浪漫的理想主义﹐把这样的少年拉入秘密政党并参与危险的政治活动﹐这是只有不惜一切手段夺取权力的共产党才做得出的。由于多少年受党文化和党政治的影响﹐特别是自身经历了从红领巾到少先队到共青团的青少年时期﹐很多人对这种或是强行或是通过引诱把青少年拉入政治组织﹐把他们的生活政治化的做法已经完全习惯了﹐从来就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后或许还会问﹕连青少年都愿意为之献身﹐难道不正说明这个事业是正义的吗﹖

由邵先生的这段往事﹐我不由得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在1979年左右﹐我在江南一所大学历史系读书。学校中有一部分文科学生组织了一个叫做“原上草”的文学团体﹐成员们定期聚会﹐讨论作品﹐也评论时政。我也加入了这些聚会。不料没过多久﹐这几棵“原上草”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铲连根铲掉。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每一次我们在公园的茶室或者成员的家中聚会时﹐公安局都把出席的成员和讨论的话题了解得一清二楚。

我们的活动持续了不过两三个月﹐公安局就和学校领导联系﹐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骨干分子”的﹐由公安局和学校保卫部门布置找去谈话﹐那些“胁从者”则必须自动到系领导那里坦白。后来我们知道﹐那次铲除“原上草”的行动﹐是在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全国范围内扫除有异议倾向的团体的行动的一部分。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城市的镇压﹐是由市委一位副秘书长领导的。这位副秘书长是挂名的﹐其真实身份是中央调查部派在地方上的特务。

把邵先生的那段往事和自己经历过的相对比﹐我所看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一个是在学校中反对党可以通过组织公开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达到秘密发展党员的目的。另一个不要说反对党﹐连独立的文学社团都不允许建立。一个是初中生都可以有独立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的社会﹐另一个是甚至大学生都没有组织自发的文学团体的权利的社会。这就是所谓“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区别﹐也是共产党所说的“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之间的区别。

最后要说的是﹐那位主持铲除“原上草”行动的市委副秘书长后来上调到省里﹐离休后写了一本书﹐歌颂文革时因为反对毛泽东而被枪毙的苏州市图书馆馆长陆兰秀﹐使这位大无畏的勇士被更多的人知道。但愿通过这本书﹐作者也能对当年主持铲除“原上草”一事有所反省﹐从而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