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任何經歷過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誰是政治上的不倒翁，答案恐怕千篇一律會是“周恩來”。在一個政治原則和道德品格蕩然無存的時代，“不倒翁”這個綽號當然會使人得出机會主義者的結論。文化大革命也确實是一個衹有机會主義者和見風使舵的人才能幸存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詩人北島在文革結束后不久寫下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証”是對那個時代在道德上的最有力的判決。
但是，任何語言都有歧義，中文尤其如此。當很多中國人說某人是不倒翁時，常常也包含一种欽佩或者贊賞，有以成敗論英雄的意思。因為這個人在那樣危險复雜的環境下靠手腕和花招幸存下來了，所以他很了不起，至于他的幸存讓別人付出的代价就不值一提了，因為大家都想方設法要生存。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不倒翁也有褒義，夸的是胜利者或者甚至是英雄。
對于在文革中吃盡苦頭的中國人來說，不倒翁可能還有另一層褒義，這就是：幸虧有周恩來這個不倒翁，否則我們的日子不知還要艱難多少倍呢。這就是說，和周恩來維持國計民生，常常不得不為毛澤東收拾爛攤子的努力相比，他為了個人生存所付出的道德代价太微不足道了。
在中國政治歷史上，周恩來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不倒翁。中國大陸出版的周恩來傳記作品中，他在文革中的幸存被說成是為了党國忍辱負重，反而体現了他的崇高品德。這种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海外歷史學界和普通人，“文革時有周恩來總比沒有要好”是一個普遍的看法。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余長庚和巴巴拉 巴奴英合寫的周恩來政治傳記，試圖對這個不倒翁現象作一些分析。在有關文革的章節中，作者強調了周恩來在制造毛澤東個人崇拜中的關鍵作用，尤其是在文革前直接導演了一些大型歌舞，篡改中共歷史，神化毛澤東，為文革制造气氛。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寫了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兩面性，對所謂周恩來保護了一大批干部的官方說法釜底抽薪。
作者指出，周恩來身為中央專案小組組長，是一系列大案要案的直接負責者和操作者。他對劉少奇夫婦，賀龍和陶鑄等被迫害者的態度完全以毛澤東的意志為轉移，當毛的態度不明時，他可以對他們給与充分照顧，給人以所謂老戰友的溫情。而毛一旦下決心把他們往死里整，周立刻翻臉，決不會給人留下任何對他們手下留情的把柄。周恩來一向有對下屬關怀体諒的名聲，然而一旦他的那些省部級下屬對文革的態度會給他帶來麻煩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將他們拋出來以保護自己。煤炭部長張霖之和云南省委書記閻紅彥等人的遭遇就是如此。至于林彪事件之后周恩來确實利用形勢對党內受迫害的高干作了保護和重新起用，書的作者指出，這也是他鞏固自己不倒翁地位的舉措。
有這樣一個不倒翁在中南海里搖來晃去，毛澤東才能肆無忌憚地把中國投入史無前例的文革災難之中并持續了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