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個真人的自白，聽起來好像天方夜譚，但發生在你身邊，自然會讓人“心寒”，來自肇慶的郭先生對自由亞洲電台講：“想說一件事，發生在去年，去年趙紫陽去世的第二天，我跟同學發了一條訊息（手機短訊），大家談談趙紫陽的事，怎知道一天之後，我的手機不能發送訊息了。”
今日，中國大陸手機用戶達到兩億五千萬之多，一天發送兩億條手機短訊，手機竊聽、監控真的可能？但當“魔鬼”來到自己身邊的時候，郭先生慨嘆，原來這是真的。他說﹕“居然中國有這樣的事發生，在美國會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呢？”
起初，本台的聽眾，肇慶的郭先生還不相信，也查不出手機接收不了、也發送不了短訊的原因，他說後來確信，問題不是出在自己的手機，而是中國移動。他說﹕“(問題)與手機無關，是移動電話供應商，中國移動。我後來打電話去咨詢他們的服務台，後台查到了，操作說我發佈了政治訊息。”
移動通訊公司還表示，要重開手機的短訊功能，就要簽保證書，保證以後不再犯。“發不了之後，我問可以如何開通，他們說要我帶身份證，帶一份複印件給他們移動公司，之後要簽一份保證書，保證以後不再發這些類型的訊息。”
如何算是發放這些“政治訊息”？在香港，在西方國家，報紙廣告、街頭廣告板、社團網站每天都在發放政治訊息，網上電台、網絡電郵、手機短訊、ICQ短訊、音樂嘉年華會等等，都有發放政治訊息，不過，西方民主社會保護通訊、言論、表達自由，只有誹謗才構成對表達的約制，究竟郭先生犯了何等“天條”？
“趙紫陽過世的第二日，應該是１月１８號，我跟同學談到，之後１９號就發放不了訊息。”記者於是問，寫的是事實嗎？郭先生回答到：“訊息內容，趙紫陽１月１７號去世，享年８５歲，跟著寫他以前做過的，１９８７－８９年做中共總書記，之後因為六四落台，就是這樣。”
郭先生說，趙紫陽去世的消息，國內很封閉，身邊的同學想知多一些，但又沒有渠道，當時他只發給了兩個朋友，怎料就“中了招”。 他說﹕“我同學對這些不了解，他對六四有興趣，我發的一個給他。”
記者問：“當時你用甚麼途徑，首先知到趙紫陽去世，第一個來源是甚麼？”
郭先生：“自由亞洲電台。”
記者問：“然後自己編輯這個訊息？”
郭先生：“是，告訴周邊的朋友，電視基本看不到，有一個星期。我們看的香港電視，翡翠、亞視，他們全部變成公益廣告。半小時的新聞，變成全部公益廣告，跟本就看不到。”
郭先生：“只要我不拿身份證去開通，他永遠都不給我開通，他要我拿身份證去，共產黨的事，我怎放心，把身份證給他們，好不容易就找到我家。”
記者：“你怕不怕現在，你的訊息發不出去，你的電話被竊聽？”
郭先生：“監聽，我怕！我這些SIM 卡當初是不用登記的，買一張卡，裡面有通話費，不用登記資訊，如果要登記資料，就可以找到我。現在裡面還有１０元通話費，我打完這個電話，就不要了，都有小小的驚。因為共產黨辦事，真是不放心。”
資料顯示，在SARS也就是非典型肺炎在大陸爆發期間，中共官方一直封鎖消息，也像處理前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的死訊一樣，未有第一時間讓社會大眾知道事情真相，民眾當時用手機短訊向親友緊急通傳，引發一陣搶購白醋、板藍根的熱潮。
不過，在第一波SARS疫症之後，政府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用逮捕的手法壓住傳播“謠言”的人；民之口被壓住了，第一波SARS疫症四處蔓延；過年之後，廣東第二波SARS疫潮再起，市面伴隨出現第二波的手機短訊高峰，執政者繼續以“散布謠言”向民治罪。此時，疫潮已漫延到香港，引來海內外眾聲指責。
據內地有關部門的統計，SARS盛行期間，平均每天有二億多條手機短訊流通。區區一條短訊留言，同一時間可以傳給幾十個親朋好友，對方只需開機就可以在螢幕上看到，市民向親友互相通傳、及後向新聞界“爆料”，標誌著近１０年通訊的一個轉捩點，有評論就認為，手機短訊的千秋功過在SARS期間當下立見。
其實，早在1998年5月，聯合國新聞委員會將“互聯網”定義為繼報刊、廣播、電視之後的“第四媒體”；今日，中國大陸一天發送兩億條手機短訊，手機用戶達到兩億五千萬之多，是互聯網7800萬用戶的三倍多，傳播界的學者已經將手機短訊稱之為繼“互聯網”--“第四媒體”之後的“第五媒體”。
中國官方對“第五媒體”--手機短訊的控制，下星期一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