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深圳的租金和工資不斷上升﹐勞力密集的低增值產業搬離深圳﹐而資方逃避遣散費﹐而法庭無法落實勞動法﹐工人很難依法追討應得權益﹐以致群體性抗議事件近年不斷發生。下面是本臺記者李建軍的報導。
本來是中國開放改革的先驅，以勞力密集型產業起家的深圳，近年來的工資越調越高。由本月開始，深圳的最低工資將提升到八百一十元人民幣一個月。而根據國務院課題組所作出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珠三角一帶的工人平均工資，由一九九五年三百八十元，調升到二零零五年七百元，而在二零零六年，在抽樣調查中平均工資更升到八百九十三元。
工資在十年內調升一倍，意味著廠商的利潤越來越低。國務院在《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作出的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四十六的珠三角地區工廠沒有能力提升工資。報告指，接近八成無力支付新增工資的工廠，都是從事低增值產業，例如成衣、玩具一類的工廠。
另一方面，深圳市的租金亦不斷調升，亦成為了廠商一大負擔。根據深圳一名專做工商廠房的地產經紀許先生所講，現時深圳的工廠，每平方米租金介乎十一至十五人民幣，而在比較遠的東莞，每平方米租金大概是九至十元人民幣。他說﹕如果深圳市區，每平方米十三元到十五元都有，福永就十一至十二人民幣，這全是市場價格來的，東莞就九元到十元左右。
低增值工廠要生存，亦意味著廠商會將廠房搬到其他工資和租金較便宜的縣市。當越來越多公司因搬廠而需要遣散工人時，所衍生的問題亦越來越多，甚至引起一些跨境的勞資糾紛。
最近，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聯同多個勞工團體，多次介入敬豐時裝深圳廠房的遣散費糾紛，團體成員甚至以人鏈方式封鎖敬豐時裝的主要客戶，大型時裝連鎖店堡獅龍在香港鬧市的分店，而這一次爭拗，正正是其中一個例子。
協助工人的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發言人丘梓蕙指，在今年三月，敬豐時裝向工人表示，將會將廠房，連同工人都會搬到珠海，當時工人都接受。但後來，敬豐時裝拒絕向工人提供遣散費，只願意提出很低的賠償金，以及終斷工人的年資，即是說年資要由工廠搬到珠海後重新計算，之後工人向香港方面求助，引發在香港連串抗爭。事件一共涉及八百多名工人，補償金額達四百三十多萬人民幣。
丘梓蕙指，在敬豐時裝事件中，工廠逃避支付遣散費的方法，包括迫使一百多名工人簽署自願離職書，以及將工作量大大減少，迫使工人在工資少得無法忍受下，另尋新工離開，而這些逃避支付遣散費的手法，在深圳是相當普遍。
丘梓蕙說﹕之前他們迫工人簽自願離職書，又預備了珠海新廠的合約給他們簽，之後又搬了大型機器過新廠，而舊工廠的單量是急劇下降，由五月中開始，他們已經每天返一兩小時便放工，他們就怕每個月只能賺得兩三百人民幣的薪水，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等等。
而現時，代表工人的香港團體仍然與堡獅龍香港總公司，以及敬豐時裝進行談判，現時仍然未有任何結果。而工人團體，已經發動了三次包圍堡獅龍門市部的行動。
在搬廠潮之下，現時的法律能否保障工人的權益，以及在法律以外，工人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保障自己的權益呢？
根據現時《勞動法》的規定，資方在辭退工人時，要按員工的工齡，以及在職時的工資，給予被辭退員工相應的遣散費作為賠償。當勞資雙方在遣散費問題上出現爭拗時，工人可以深圳市勞動局申請仲裁，追回遣散費。
不過，深圳勞動網的莊先生，就表示，法庭在不少的案件中庇護資方，玩弄法律程序，包括當庭剝奪勞方律師的代表權利，以至未按法律的要求，將案件在收到投訴的六十天內開庭審理，甚至拖得更久的時間，令工人根本無法真的用法律程序，追討他們應有的權益。他說﹕遣散費的話，因為政府會袒護一些企業，所以當工人向外界求助，都已經有機會可能受到處罰。這裡有一個案例，在開庭的時候，當庭宣布剝奪當事人代理權利，這類案件在深圳是相當多。除此以外，一般要收到案件六十天之內開庭審理，不過，一般都會拖到六十天之後才審。
經常協助工人的莊先生表示，對法庭偏袒的情況相當無奈。而丘梓蕙亦指，由於法庭經常沒有按照規定準時開庭就遣散費問題作出聆訊，工人因此不能回鄉，要長時間留在深圳等消息，而除非能在深圳找到新工作，否則工人只能依靠積蓄，捱過等候法庭判決的日子，對很多工人而言，等候審訊的成本相當高昂。
而本台就這個問題，查詢深圳市勞動部的官員時，他們一直未有作出回應。
其實有不少團體都曾經建議中國當局，仿傚香港的做法，成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在工廠結束但未依法律賠償遣散費時，先由基金墊支，再由政府出面在法院提出訴訟，但丘梓蕙指，不知何解中國政府一直未有採納有關建議。
丘梓蕙說，由於現時不少工人認為利用法律手段，已經很難有效地替工人爭取遣散費，因此，不少工人已經考慮採取較為激烈的手段，例如罷工、堵塞公路等等，以一些對社會影響比較大的群體性事件來爭取應有權益，這些群體性事件的社會成本，其實都比較高。她指由於法律渠道上的閉塞，已經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她說﹕大家當然想在司法制度中得到保障，尋到公義，但現時我們看到單靠司法制度不成，工人很無奈，工人就要搞一些較抗爭性行動，例如搞罷工，或者封鎖工廠，甚至現時最流行的堵塞公路，要整個社會付出比較高成本，向工廠施加壓力，或者迫政府進一步介入，這樣才令工人得到他們應得的東西。
除了罷工，堵塞公路這些較激進的方法，另一種方法是向海外組織求助，由海外組織向廠商的客戶施加壓力，希望問題得到解決。不過，丘梓蕙指，並非每一個工人都知道怎樣找海外團體的協助，而有些無海外客戶的工廠，亦不能夠用這種方法來解決問題。
隨著深圳經濟的急速發展，深圳經濟轉型會引起不少勞資的糾紛，日後在勞力密集型工廠陸續遷離深圳後，有關的遣散費糾紛，在法規未能落實保護工人的情況下，會否引發新一輪的訴訟潮、上訪潮，以及大量的群體性事件，在最低工資不斷調升的情況下，社會的和諧穩定會否受影響，是相當值得持續關注。(李建軍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