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大陆良心学者对中宣部的又一次讨伐--何山


2004.09.15

香港《明报月刊》九月号刊登了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的又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报禁怎样开?”—- 逐省开放﹐杜绝特许权。相对他在今年四月的“讨伐中宣部”一文﹐这位文人学者的行文﹐或者是受到了内部明示或是暗示的压力。

记者致电焦国标任职的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员室告知“不能通传焦国标教授﹐找不到他。要找的话﹐写信过来。”记者问,发传真或电邮真的可以?教员室职员又回答﹐“还是写信吧。”

今年四月,焦国标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后﹐北大校方找他“恳谈”,要求他“顾全大局”。有人建议他出国进修暂避风头,他已有心理准备,可能要回乡务农。就连远在河南偏僻的乡下的焦国标的中学老师﹐也因怕受牵连﹐不敢打电话给他。京城的报章,目前也不敢约他写稿,有的周刊则要求他不要用真姓名。焦国标家中电话和手机常被骚扰,一些网站留言甚至骂他是“汉奸”、“有这样的教授,不敢把孩子送北大了!”

在海外﹐看了焦国标的文章的文人学者不禁担心﹐焦国标会否成为另一位蒋彦永﹐被软禁甚至被施行思想再教育。原因是“讨伐中宣部”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焦国标呼吁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焦国标又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他指摘这些行为是对传媒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最残暴的蹂躏”,为有钱有势者封杀对自己不利的报道提供渠道。

目前﹐中宣部对传媒设立的禁区包括:不许报道民工欠薪、上访、疫情,不许提反右、文革、六四和哈尔滨宝马案等「敏感」问题。最近几个会议上则反覆强调,各类“政治噪音”正在增长:有鼓吹新自由主义,提倡民主自由、多党制;主张司法独立,告别专政;鼓吹新闻自由,中立宪法;特意歪曲、炒作三农、失业、贫富分化。听到中宣部一口气叫出二十五个不准报的时候﹐这位四十一岁的北大的学者焦国标,去年十二月终于火了。他说中宣部的每一次“不许”,都是对最起码的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他并罗列出中宣部的十四种大病:包括愚昧、枉法、冷血、智弱、权钱交易、为无数的罪恶捂盖子、蹂躏传媒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等。

焦国标还提出拯救中宣部的上下二策。上策是撤销中宣部,下策是改造中宣部。何以撤销是上策呢?因为英、美、欧洲等文明国家都没有宣传部,只有纳粹德国有宣传部,并有过一个出名的部长。焦国标说﹐中宣部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焦国标强调,别的部委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接受舆论监督,那么谁来监督中宣部?中宣部是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呢?这是对六十万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份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

其实﹐过去提出解封大陆报禁的著名学者﹐有过刘宾雁、胡绩伟、钦本立﹐而今年则涌现了《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和北大的焦国标。而外界对中国开放新闻媒体一直抱有莫大的期望。非典期间的经验证明﹐企图掩盖真相﹐只能使当局处于尴尬被动的局面。只有提高度透明,才能赢得世人的信任和尊敬。

不过﹐要开放报禁﹐谈何容易﹐香港的专栏作家古德明就指出﹐大陆新闻出版的丑事﹐今年头几个月﹐已是罄竹难书。一本《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描写农民生活,被禁了;《二十一世纪环球报导》发表改革派言论,也被禁了;去年揭露沙士疫情的《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喻华峰、李民英,因“贪污”被判入狱十多年;网上论政的杜导斌,则因“颠覆国家政权”被起诉。古德明认为﹐西方的保护记者协会把新中国列为五大恐怖国家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梁丽娟也指出﹐“报社在中国的地位尴尬,因为机关不像机关,事业不像事业,企业不像企业。当查税的时候,报社就是企业;当投保的时候,报社就是事业;当整人的时候,报社就是机关。”

最近﹐中国广播电视总局下达文件﹐严禁内地电视广播的主持人和主播模仿港台腔,并将这种限制视为是精神“净化工程”。海外评论认为﹐这是以公权力直接干预民众选择生活的方式。胡锦涛不断鼓励和主张的“三贴近”,似乎并没有被中宣部官员重视,甚至另行透露别的讯息,即胡锦涛在党内的位置正在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不断箝制,甚至是蔑视。原因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北京腔和港台腔并存,并不是天立刻塌下来的事情。

如何解封中国的报禁﹐焦国标提出有三:一是某年某月全国一起彻底开禁。二是头一年先开彻底开几个省;次年后再几个省。。三是像国家订立五年计划一样﹐制订开放报禁的五年计划。又例如,每年可以允许每省创办五份私营报纸,五家纯私营电台、电视台,和网站。。他说:“一份自由的报纸比一千个法庭更能保护社会公平。一张自由的人民日报比一千个中纪委反腐败的效果还好。一个自由的中央电视台检视腐恶的功能,远远超过一万个国家审计署解封报禁的方案。”

他同时提出,要像佛教大师那样“当头棒喝”。焦国标说,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与他同是河南人。由河南人抓意识形态会让人不放心。因为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但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意识形态过敏。焦国标列举了一九四二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人。二十年后的一九六二年,河南饿死的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但上边却未必是他们猜度的那样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焦国标说﹐要“防火防盗防河南人”,我们不能听任全国舆论环境都发生河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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