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万花筒﹕文革后毕业的大学生开始进入领导层--夏宇报导

春节过后，中国最大的政治事件是即将在三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春节之前，很多省市都召开了“两会”，会上通过了新官员的任命。多个省部级领导人的职位发生变动。这次省部级人事变动的一个特点是：“文革”之后毕业的大学生开始执掌高层实权，政坛上出现了所谓的“77、78现象”。

有传媒对春节前的省部级官员调动作了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全国八个省、两个国家总局、一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都执了位。八个省(区)包括：辽宁、河南、福建、安徽、西藏、青海、陕西和吉林；两个国家总局是体育总局和广电总局；一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国家地震局。人事变动涉及18人，其中14人履新，四人退休。 履新的14人中，大多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龄相仿，平均年龄为54.8岁，他们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77、78级大学生，以经济学者、法律学者为主，文科背景的比例达七成。而前一代官员多数是理科工程师出身。这14人中，八人是平级调动，其馀六人由副省部级至正省部级。这意味?1949以后出生的人开始进入国家权力层。他们代表人物包括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陕西省委副书记袁纯清、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等人，逐渐形成了目前中国政坛上的77、78现象。他们的施政风格将有?与前一代官员不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在改革开放后有完整的学历和从政经历。这14名履新官员中，大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77、78届大学生，他们本身是精英，又适逢国家人才短缺。因此，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刚毕业，就被国家和省级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吸收，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陈先生是广东省一家大企业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厅级官员，他是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他认为，“文革”后高考制度恢复的最大好处是，选拔公务员打破了“文革”前的唯成分论，不是工农兵出身的大学生若表现好也能进入各级党政部门。他说：“以前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所谓地主、资本家和右派分子女等，根本无缘进入党政部门。但77、78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有才能的人就有机会进入公务员队伍，令干部队伍的组成更丰富多彩，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思维特点的综合取向，所以，生命更蓬勃。”

其次，这一代执政者比前一代人对改革开放认识更有系统性和策略性，因为他们多是经济学者和法律学者出身，适应时代的变化。不像上一代人那样要“摸?石头过河”，心中无数，走多了许多弯路。

这批当政的77、78届大学生，多数是社会管理型学者。在计划经济年代，为适应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相对被边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可以更多运用法律和政策调控大局。

而且，这些领导人的观念会更加开放和更珍惜稳定的社会环境。他们当政，无疑在整体上可以增加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因素，因为协调与组织正是他们的长处。 第三是这批领导人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学者王先生认为，“文革”后的大学生，比上一代人容易吸收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推动中国的改革包袱较小。但比起现在三十多岁的人，他们的使命感更强，又易为老一辈领导人所接受。因此，他们会在中国以后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他说﹕“这一代领导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在这一代人中并不太根深蒂固，反而倾向容易接受西方思想。由他们执政，中国今后的发展到底是按毛泽东当年制订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将起关键作用。但是，比起现在三十多岁以下年轻人责任感和身体力行的意识较强，老一辈认为他们较自律，思想感情较接近，因此，对他们比较放心。”

第四，这次省部级高官人事变动中涉及的18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当初也曾当过工人或者“上山下乡”，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社情民意和低层疾苦。

有过这种经?的干部普遍具备亲民的作风。他们当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工厂或农村与工人和农民一起的时候，根本不分你我。所以，他们当中有些人上任后首先去慰问下岗职工。这些举动，除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需要外，他们自身的感情取向亦可能包含其中。

这批政坛上的77、78届大学生，可以说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政权的栋梁，他们的施政风格值得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