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姚文田先生致敬(胡平)


2017.06.19
yaowentian 图片: 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人姚文田。 (独立中文笔会)

在6月6日举行的大纽约地区“六四”28周年纪念会上,《北京之春》杂志社将第九届“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授予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先生。由于姚文田先生仍被关押于大陆的监狱,无法前来领奖,他的儿子姚勇战专程从明尼苏达州的双子城赶来纽约代其父领奖。

姚文田先生是一位退休工程师,1982年移居香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姚文田先生就在香港负责纸质版《北京之春》杂志的发行。姚先生说,《北京之春》是难得的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道路的政论杂志,越多的人读到越好。为此,他亲自走遍每一个报摊询问销售情况,然后把杂志尽可能合理调配,以便让更多的人能买到杂志。没有卖掉的杂志,他一一回收,并尽量送给大陆的朋友和游客。2011年,纸质版《北京之春》杂志停办,改为网刊。姚文田又开始为异议人士出版书籍。他认为,当今中国,好书很多,称得上是一次文艺复兴。所以他愿意利用香港的出版自由为中国的异议人士出书,于是创办了一家名为“晨钟书局”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被中共当局视为敏感的时政书籍。其中,单单是为独立中文笔会及其会员就出版了21本,包括我那本《数人头胜过砍人头》。

姚文田先生和一些靠卖政治八卦书图利的书商不同,他办出版社纯粹是为了帮人表达政治异见,是为了践行出版自由的理念。姚文田先生出书只看品质,只收取最起码的出版费用,自己忙里忙外,长期超时工作,不求赚钱,不惜蚀本,热情不减,初心不变。除了出书,姚文田先生还负责把这些书邮寄到中国大陆,让大陆的读者能读到它们。因为从香港寄书邮费很贵,而且还常常被海关截留,书不能到大陆人之手,于是姚先生就亲自把这些书带到深圳,从深圳以国内邮件寄出,既节省了邮费,又提高了收件率。

这样就有了和深圳某位张先生的合作。姚文田先生认识张先生多年,他用张先生的住所当作暂时存放书籍杂志的中转站。为了表示感谢,他也常常从香港给张先生携带一些奶粉、食品等。

姚文田先生携带书籍进入大陆,几次被海关没收。当局开始暗中监控,包括派人到香港跟踪,向他的电子邮件输送监控软件,窃听家中电话等。2013年秋,姚文田先生准备出版余杰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中共当局决定对姚先生下手。当局控制张先生,逼迫其与当局“合作”,将姚文田先生诱骗到深圳拘捕,其后被深圳市中级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10徒刑。

姚文田先生入狱时已经72岁,至今在狱中已经度过3年半。姚先生原本就有心脏病,入狱后五度病发昏迷,转到东莞监狱医院后证实,姚先生患有慢性心房纤颤、骶管小囊肿、前列腺增生症等疾病。家属多次请求保外就医,但至今仍未获准。

姚文田先生是践行出版自由并作出重大贡献而付出巨大牺牲的英雄。对姚先生的重判与监禁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也是对香港“一国两制”的粗暴践踏。

我是先认识姚文田先生的儿子姚勇战,后认识姚文田。八九民运时,姚勇战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是上海高自联常委。“六四”后被捕入狱。由于香港方面的积极救援,姚勇战在被关押了一年后出狱,返回香港,其后又来到美国纽约,参加了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并活动。那段时间我们常常见面。后来姚勇战去了中西部。我和姚文田先生是九十年代末才认识的。一天,他和《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一道来到我们《北京之春》办公室。姚先生个子不高,微胖,圆圆脸,面带微笑。我们一见如故。后来我们经常通电话,通Skype;尤其是在筹办《晨钟书局》那段时间,我们交流很频繁。他的热心与执着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那段时间,我常常一拿起电话,就听到他自报家门:“我是姚文田。”现在我一想起他,耳边就会响起这句话。这里,我写下这篇短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与崇敬。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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