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盛宴后的杨佳案(刘晓波)

奢华的党国盛宴结束后,官方媒体仍然沉浸在金牌老大的辉煌中,金牌爱国主义宣传又开始了港澳之旅,但劳民伤财之盛宴并不能遮蔽严酷的现实问题。...
20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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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的党国盛宴结束后,官方媒体仍然沉浸在金牌老大的辉煌中,金牌爱国主义宣传又开始了港澳之旅,但劳民伤财之盛宴并不能遮蔽严酷的现实问题。当官方媒体继续赞扬北京奥运如何开放,并大量引用外国媒体的赞美词之时,因奥运而被迫拖后的“杨佳袭警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可以说,杨佳案能否得到公开公正的审理,无疑是检验中国的政治开明度的标志性案件,也是印证奥运式开放能否延续的指标。

上海警方没有给杨佳“一个公正的说法”,杨佳就以暴力杀警给了上海警方“一个复仇的说法”。当惨案过后,公众期待中国司法能给杨佳案“一个公正的说法”。官方如若要改变警察在民意中的恶劣形象,消除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唯有在杨佳案的审理中做到透明和公正,满足庭审直播的民意期待。

一句话,杨佳案的真相比死刑更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杨佳案的开庭及其宣判却与公共期待完全相反,无论是8月26日杨佳案的开庭,还是9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佳死刑,公众看不到任何公开审理的迹象,反而是草木皆兵,保安措施空前严格,不准媒体采访,谢绝市民旁听,封锁网络讨论,甚至连杨佳的家人都无踪影。

如此秘密的审判和宣判,显然是上海官权公器私用、私吞了杨佳案真相。也说明中共高层的官官相护,其内在虚弱并未因奥运的“空前成功”而有所缓解,奥运所显示的“大国自信”不过是虚华的泡沫。这泡沫之极端脆弱,甚至经不起杨佳案的考验。如果说,杨佳杀警的利刃戳破了和谐神话;那么,秘审杨佳案的针尖就戳破了北京奥运吹起来的自信泡沫。

奥运前屡屡发生震撼性的血案,凸显了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暴戾之气,杨佳杀警的舆论效应成倍地放大了这种暴戾气氛,并不会被半个月奥运“和谐”掉。因为,这种暴戾之气的主要根源,不是来自民间的暴力偏好,而是来自官权的暴虐统治,所以,杨佳杀警才能引发把杨佳视为“大侠”或“英雄”的民间逆反。这种民间逆反,让上海警方和被杀警察的家人觉得万分委屈,但仅仅对外表达委屈,并不足以改变民心所向。

奥运大戏开幕前,中共高层阻止了上海司法机构迅速了结杨佳案的企图,将原本要在7月29日的开庭推迟到奥运落幕之后。但这种开庭时间推迟的高层决定,仅仅是基于平安奥运的权宜之计,一旦奥运大戏落幕,中共高层便不再约束上海当局,任由其罔顾基本的程序正义和民意对司法公正的期待,进行秘密审判。于是,关注此案的公众无法知道杨佳与上海警方的冲突真相,也找不到案发后就下落不明的杨佳母亲,更看不到御用律师谢有明在法庭上的表现,只能继续放大和加深这种暴戾之气,加深杨佳案所带来的空前信任危机。

在党主司法的中国,除了来自北京的指令,就再无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上海当局以秘密审判来尽快了结杨佳案。但在党中央的庇护下迅速了结的杨佳案,并不能平息公共舆论对此案的穷追猛打,反而会让杨佳在民意中的英雄形象继续发酵,民间发泄不满的方式,很可能演变为每年祭奠杨佳。即便依靠时间的流逝,可以让关于杨佳案的公共舆论渐渐消失,但中国司法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但无法挽回,而且只能加深,“仇官”和“仇警”的民间情绪也会不断上升,而仇恨是产生暴力的最肥沃土壤。

当中共政权仍然信奉暴力专政的统治方式,滥用警力和司法不公也就成为必然,类似杨佳案的民间暴力反抗也就不可避免。缓解暴力对抗和降低社会的暴戾之气的首要责任,必须由手握全部暴力机器的当政者来负担。基于统治成本的理智计算而收敛制度暴力的滥用,还仅仅是缓解暴力对抗的权宜之计。基于执政理念的转变而放弃暴力治国,才是制度转型的最佳方式,中国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从野蛮走向文明。

2008年9月1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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