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春晚看大陆的“日常反抗”（王丹）

1983年开始，每一年的除夕夜，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都会举办“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作为国家级的春节娱乐项目。春晚在八十年代，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很多人来说，除夕夜吃饺子看春晚，已经成为过年的习惯，包括我父母在内。按照后人的评价：“它是让所有参与的人体验快乐的过程。它自然，轻松，欢快，并充满喜剧色彩”。1984年的春晚，开始引进港台艺人，台湾的黄阿原，陈思思，香港的奚秀兰，张明敏入选，使得收视率冲上新高。出现了全国同时看同一个节目的现象，春晚的影响力达到巅峰。

然而，从90年代开始，春晚开始转型，承担过重的宣传功能，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换句话说，就是要表达政府引导的主流文化，甚至去承担展示国家形象的功能。一台文艺晚会，成了国家进行政策宣传的平台。用《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的话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用了20多年的努力，达到了和中国足球一样的境界---主要是供老百姓骂的。”

而今年的春晚，可以说是彻底完成了王晓峰所调侃的“任务”，就是“给国人骂”。狂骂春晚成了当晚和次日中国网络上的主要话题。儘管网管们拼命删批评的帖子，但是潮水一样的恶评淹没了网络。主要原因是什麽呢？就是因为整台节目，充满了政策宣传的味道，不仅没有多少娱乐性，反而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歌颂，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文革”式样的歌曲都搬上了舞台。中国网民的反映之强烈，可以从网络上的一些调侃看出，例如：“这是春晚开播以来，革命性最强的一次，好多人以为唱红打黑到北京了”，“开始以为过十一（国庆），后来以为过八一（建军节），最后才知道是过七一（党庆）”，“以前是媚俗，现在是媚上”，等等。各种各样的段子充斥网络，在微信上四处流传，形成真正的全民运动。

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人民有不满，只能通过调侃的方式在网络上发洩。但是这一次的全民骂春晚运动，还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些社会政治发展的涵义。

政治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以研究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出名，代表作是《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在马来西亚一个村庄为期十四个月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一个着名的关于底层抗争的概念，叫做“日常抵抗”他认为，阶级的反抗包括从属阶级成员所有如下行动：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上层社会（如地主，大农场主，国家）的要素（如租金，税款，声望）或提高自己对于上层建筑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捨，尊重等）。

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全民骂春晚运动，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日常反抗”。对于很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明确的政治抗议太冒风险，甚至也远离他们的生活，但是春晚，就是生活本身。春晚的堕落和令人失望，直接侵犯到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就像雾霾一样。斯科特认为，儘管日常反抗的形式是个体在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协同。一旦形成协同的行动，这样的日常反抗就是有意义的，而且有威力的。对于中国的个桉来说，现在的“日常反抗”还是处于“个体行动”的阶段，但是经由网络的串联，协同其实是很容易形成的，这样的协同一旦形成，就将成为对中共的政治挑战。

总之，政治性的反抗现在在中国确实少见，但是，非政治性的“日常反抗”却已经铺天盖地展开，这一次春晚被国人骂翻，告诉了我们，在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已经出现断层。为政者所作所为，完全不顾民意，恐怕也不了解民意。

一场春晚，其实揭示了中国未来真正的危机。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