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止于怀念的怀念——悼埃利亚特•史伯岭(唯色)

2017-04-21
电邮
评论
分享
打印
  • 打印
  • 分享
  • 评论
  • 电邮
图说: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追思会,悼念长期就任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唯色提供)
图说: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追思会,悼念长期就任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唯色提供)

怀念绵绵无期。距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1月29日的猝然离世近三个月了。我依然记得惊闻噩耗时的感受:难以置信,悲痛万分,追悔莫及……近三个月了。虽然当时的伤情已渐渐平复,但在内心却有一种缺失在蔓延。是的,巨大的缺失、空缺,无法填补,这实在是令人哀伤。

4月8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了追思会,悼念长期就任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的埃利亚特•史伯岭。在场的有国际藏学界的知名学者、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同事及学生,以及他的女儿、他的挚友。我也受邀,以Skype连线的方式第一个发言,如是说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怀念埃利亚特•史伯岭,并非出于普通的朋友之间、同道之间的一种责任或义务,更不是出于尘世间的世人们总是对遗忘的担心。因为,像埃利亚特•史伯岭这样的人,无须出于责任、义务或不被遗忘,才去纪念他,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发自于深深的爱戴和怀念,而聚在一起。我在我的博客上写过,两年前在达兰萨拉由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那本送给他的书:《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既是一份表达敬意的礼物,更铭记着深厚的情谊,尤其重要的是,见证了他是一位多么宝贵而稀有的人:智者,善者,勇者,义人……

这本书收录了31篇向埃利亚特致敬的文章,分藏文5篇、英文25篇和中文1篇,令我深感荣幸的是,那篇中文文章是我写的,其实记录的是与埃利亚特交往的诸多片断、美好的或者伤感的回忆。而在座诸位中,一定也有多位朋友写的文章收录于此书。我还没有收到这本书,不过我听埃利亚特说过,在一次藏学会上,中国的藏学家沈卫荣看到这本书,有点不高兴地对埃利亚特说,为什么把唯色的文章放进书里?她又不是学者,她是一个活动人士!埃利亚特就说,这本书里都是朋友们写给我的文章,唯色是我的朋友,有她的文章没什么不对。埃利亚特还说,而且唯色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我在skype上听埃利亚特这么对我说,感动坏了。

我想说的是,埃利亚特是一个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的人,他的另一个形象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显宝贵,而超乎他作为杰出学者与教授等形象。我在2014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这样写过对他的认识:“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Elliot Sperling,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我也在怀念他的文字中这样写道:“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当然,在座各位都一定比我更了解他,更多与他的接触、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更多与他分享过他的生活与思想、工作与事业。所以,我只是从我的角度,以我的方式,在这里向大家讲诉我心目中的埃利亚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失去非常重要的友人的我来说,如同一次疗伤。

想起来,最早其实是在2006年,在一次通过网络连线的视频采访中,我见到了埃利亚特。当时是这样,我依照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完成的图文书《杀劫》在台湾出版,美国之音中文部为此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参加者有我和埃利亚特,好像还有一位藏人学者,但我忘记是谁了。那时我已住在北京,我是去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来参加这个访谈的。整个过程很紧张,就像是做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再加上我是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更加紧张。那也是我第一次通过视频连线见到埃利亚特,对他流利的中文以及对西藏文革、中国状况的分析,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真正见到他是在2010年夏天(很抱歉,在那本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书中,这个时间我写错了,写成了2009年)。他那次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呆了五天,我们见过三次:在我家、去胡同,以及送他去机场。我惊讶于他学识的渊博,方方面面,犹如百科全书,更像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令我耳目一新,犹如看见一个辽阔的世界。

这样的感受随着这之后的联系及见面更为深刻。2011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在北大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我们经常见面,去了北京好多地方,我最记得的是,他总是肩挎着一个很重的书包。我们聊起天来没完没了,其实我真的是受益无穷。对了,那次他还请我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卡门》。后来王力雄又请他和我的好友,我们一起去看了朝鲜歌剧《卖花姑娘》,非常特别的感受。我们还去了承德参观了“小布达拉宫”,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经历。2012年埃利亚特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又一次相聚,那次还见到了寇琳,埃利亚特的女儿,美丽的寇琳。

2013年我的处境很危险,因为我记录、报道、评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多次遭到软禁在家的对待。那年几乎有半年我和王力雄都处在软禁中。有比较长一段时间,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藏语说“亚布热”,又用汉语说一遍:“不错!”

实际上,埃利亚特不只是对我和王力雄这样牵挂,他对身陷囹圄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关心、支持和呼吁,更是世人皆知。

我还要提及一件事。20135月,鉴于中国政府对拉萨老城以改建为名进行破坏的事实,埃利亚特在国际藏学界发起呼吁,有130多位各国藏学研究者联署,在“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上指出:“此种毁坏……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将使得“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幷要求立即停止对拉萨的破坏。当时,这封公开信由李骏迅速翻译成了中文,发在了中文网络上。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过,外媒也报道了。尽管呼吁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么糟糕。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我记得埃利亚特给予我的太多帮助,无论大或小。小到甚至一个藏文词汇的翻译或含义。此刻想起令我内疚,竟拿这么小的事情去麻烦他,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虽然他从不拒绝。大到比如翻译纪录片《对话》的字幕,去年夏天还帮我修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我关于西藏文革的访谈,那篇英文稿因为是从中文访谈翻译过去的,有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实际上埃利亚特等于是重写了一遍,但他从不介意,只要求助他就会援手。总的来说,总是我在麻烦他,而他更多的是提供各种帮助。

结识埃利亚特七年了。虽与他经常聊天、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如今这令我深觉遗憾。也因此,我需要提及的是,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她也是图伯特问题的研究者和图伯特历史的记录者,她曾于2014年7月在纽约对埃利亚特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的经历、思想与学术精粹,但非常重要,比如其中谈到,通过对蒙元时期、中国明朝时期、满清时期的汉藏关系的研究发现,虽然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图伯特,但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事实上,蒙元与满清是两个“征服政权”,也即是征服了中国的异国政权。如果西藏真的是属于“中国”,那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为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在研究了明代的汉文资料和同时期的藏文资料之后,埃利亚特的结论是: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另外,埃利亚特还分析了今天的中国人对图伯特问题的态度与立场。他实事求是地批评道:“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根本不关心。有些海外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他们不是面对境内西藏,而是面对达赖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国人一样,他们支持的不是图伯特,他们附和达赖喇嘛,愿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自己的某种虚荣,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光耀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境外中国人里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领导层里也有。”

我同意埃利亚特的观点。为此我不仅将唐丹鸿的访谈全文发布在我的博客上,出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尤其是非藏学界的人们了解,我还将这篇长篇访谈做了摘要整理和补充,然后在自由亚洲的中文专栏和藏文节目中做了连载介绍,受到关注。

大家都知道,埃利亚特是个非常幽默的人。2014年夏天,独立电影人朱日坤去埃利亚特纽约家里对他做过一个采访,是因为他之前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不但被拒绝入境,且被中国警察带到小房间拍照、盘问,禁止使用手机,上厕所被跟,被扣留1个半小时,且被修改原机票的返回日期,随后被迫返回。而那几天,我和王力雄因为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被软禁在家,不能出门。朱日坤拍摄了埃利亚特对我和王力雄说的话。他用中文说:“你们看这是我的公寓,在纽约。刚才,拍了一个小视频,讲了我的经验。我还是想念你们啊。我很难过,我们不能直接见面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在这个被软禁的情形之下,你们不大舒服。我希望你们门外的那个,公安大学的学生和国保,都非常、非常地不舒服。希望在门外有好大的蚊子,在咬他们。哈。我希望北京的气候,这几天很闷热!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在公寓里面,至少有很舒服的冷气。好吧,我还想,我还希望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直接见面。再见!”

是的,他一直希望我们有再见的一天。他总是说,“我常常怀着一种希望:有一天能够带你们来看我的故乡纽约。”我有时候称他“格啦”,但他更乐意我直呼他埃利亚特,说我们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去年12月22日的中午,是他的深夜,他在skype上给我留言:“我也必须问你们:不但有当局的威胁,现在也有当局创造的环境威胁!怎么能够呼吸?我为你们担心!”是的,那些日子,北京重度雾霾,窗外毒气滚滚,什么也看不见。实际上北京已经经常陷入雾霾中,比如此时此刻又是雾霾天气。今年元旦那天,埃利亚特在Skype上写了这句话:“北京总是有雾霾,是生态灾祸。”

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在一个多月前,在纽约举行的追思埃利亚特的聚会上,委托寇琳转述过我的这段话):“感谢你,亲爱的Elliot,这七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启迪。记得在你送给我的礼物中,有音乐大师、加泰罗尼亚人Jordi Savall的三张唱片,你还特意将唱片上的一段话译成中文发给我:‘没有感情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文明;而没有文明,人类就没有未来。’”

2017年4月21日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完整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