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来，中共中央每个一号文件都直指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实际上解决得怎么样可以另说，但中国政府在主观上看到三农问题是它的执政要务。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中国政府三农政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指出，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不均衡：
“中国现在象这个农村的各方面的投入确实是已经增加了，现在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就我的看法，它不但是口号的问题，中国农村的预算也增加了。我想很多措施会慢慢地改善农民的收入、农民的生活情形。我想中国假如继续能这样做的话对农民的生活情形会继续有改善。国家的这个大的方向，注重三农问题、注重发展农村、改善农民的收入，大的方向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方面因为中国地方太大了，各地的情形不一样。”
今年一号文件一个突出的关键词是“统筹城乡发展”，即把城市和乡村当作一盘棋，统一筹划城乡的均衡发展，而不是把两者分割开来。这就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说的，不是就“农”说“农”，而是将农业农村工作“和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甚至要和世界经济走势联系起来考虑”。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表示，城乡统筹发展旨在缩小城乡差距，思路之一就是以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早在2006年中央已经就提出来了。它的这个意思呢主要还是要想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说把农村的发展跟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它希望通过一种辐射带动效应得把它联系在一起。”
一号文件提出要“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但是夏业良说，一些农村干部对农民实行暴敛，农民的生活难以改善：
“特别是那些基层的地方官员，对农民的暴敛到了一种历史上很少有的地步。我们一讲说对农民有好处的话就是讲财政增加投入，但你想想，财政每增加一百块钱的投入，真正到农民手中的能够有几块钱？大部分都被截流掉了。”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解读一号文件的时候，指出城市化的重点之一，是将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但是他又说，占农民工约60%的80后、90后新一代农民不熟悉农业，但渴望融入城市，而城市又没有做好接纳这些人的准备，他认为这是农村转型期的一个非传统挑战。夏业良教授说，国家应当努力为新一代农民在城里创造发展空间：
“这个城市化这样一个进程或者工业化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他们不回农村是对的，你让他回农村反而是不对的。那么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就是漂浮在城市，扎不下根。扎不下根的原因是因为城市你有设置了一些障碍和门槛，应该逐步取消这样一些城市的障碍和门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所以这个关键是你有什么样一个好的政策思路来鼓励大家，就说一部分人留在农村，留在农村的人他也有这个积极性愿意种好田，不愿意回农村的这些青年呢，应该城市给他们积极创造一个发展的空间。”
夏教授指出，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和产业组织形式是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美联社说，中国领导人对落后的农村忧心忡忡。在农村，每年发生成千上万不满生活条件的抗议事件，人们感到政府漠不关心，这种情形是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