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万延海先生，台湾是在1984年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案例是在一名外籍过境旅客中查处的，后来1986年又发现了台湾人感染的艾滋病案例。截至2011年9月份，台湾有2万多人感染艾滋病，死亡的人数是3千多人。你现在正在台湾，你看台湾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有哪些和大陆不一样的地方呢？”
万延海：“台湾艾滋病的防治，第一个是它的医疗条件比中国大陆要好，全民都有健保计划。每个人付一部分费用，然后政府付一部分的费用，整个全民的医疗是免费的。”
记者：“叫全民健保计划？”
万延海：“全民健保计划，当一个人得了艾滋病之后，政府会给他（她）发一个医疗卡，艾滋病人特有的一个医疗卡，这个医疗卡可以寄往艾滋病的感染点，艾滋病的检查和医疗方面的是免费的。”
记者：“就是说在台湾，如果一个人一旦感染艾滋病毒，不管是什么原因，被确诊以后，政府会发给他一个医疗卡，在看艾滋病的时候是免费的？”
万延海：“艾滋病有关的医疗方面是免费的。”
记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就等于是政府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看病买单了，是吗？”
万延海：“对，它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政府对民众的医疗方面是负责任的。第二个就是它的经济水平也是比较富裕，所以台湾政府在艾滋病的医疗方面的问题就很少，不像中国大陆艾滋病人缺医少药，在医院里被拒绝手术。”
记者：“这就是说这是台湾每一个居民的一个福利性的政策是吗？而不是说是政府补偿性的？”
万延海：“不是补偿性的，也不是关怀性的，主要是感染艾滋病的人享受这个福利。”
记者：“台湾在艾滋病的传播方面和大陆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呢？”
万延海：“早期以性传播为主，特别是在男同性恋人群当中传播率情况比较严重，后来在吸毒人群中有严重的艾滋病流行的情况。台湾在预防方面没有道德框框，比如在推广计划安全套的计划，还有在吸毒人中推广清洁的注射器方面都来得比较及时和方便。公众在预防艾滋病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吸毒人员和性活跃人员当中防范工作非常有效。”
记者：“您刚才说到传播途径，主要的传播途径和大陆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台湾没有那么多献血、输血过程中的感染者？”
万延海：“也有，但是很罕见，很少见。它的民间组织的活跃程度，病人的权益团体，病人的关怀，照顾团体，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非常活跃。除民众募款之外，政府机构也给这些民间组织拨款，民间组织也可以比较容易拿到国际上的资金，所以台湾的艾滋病组织在数量上不是很多，但是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要。”
记者：“那么在这些方面和大陆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万延海：“大陆方面的情况是一方面民间机构无法登记注册，民间组织没法得到得力的资金的来源，政府给民间组织资金的时候也附加了很多条件，资金也给得很少，所以民间组织在大陆的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工作非常的被动，作用非常受到局限。相反，台湾的民间组织发展得比较活跃。在艾滋病相关的领域，不仅有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当涉及到公共议题的时候，民间组织的联合性也很好。”
记者：“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活跃程度不同，这方面台湾和大陆的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两个地方的政治体制的不一样呢？”
万延海：“对，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制度的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没有那么多大的框框，社会观念没有对艾滋病的歧视，整体上国家的法律对公民的权利还是有保障的。民主社会民间组织注册，政府给民间组织拨款，这些都很是规范的。”
记者：“您在台湾有没有看到因艾滋病看病的权利，或者法律权利受到损害而上访的？在大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吗？”
万延海：“这个情况不太可能，看不到，因为（台湾）的法庭、政府是开放的，议会有制度，有意见可以通过自己的议员来表达。如果有权利的侵害，法庭处理时法院不会因为是艾滋病的缘故而不受理你的案件，这种起诉不太会有。有议员、有法院，政府相对来讲受到舆论媒体的监督，政府也不敢随便的肆意妄为。”
记者：“台湾和大陆在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是吗？按照你的观察。”
万延海：“对，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所以医疗方面的制度差别也很大，所以基本上这里的病人，无论是艾滋病人还是普通病人的医疗条件是非常方便的，不会像中国大陆缺医少药，经常会因为一些基本的医疗条件跟政府方面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与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旅居加拿大的万延海先生的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