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无为县的中爱民先生星期二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六岁时，中国闹大饥荒，他双眼失明成为盲人：
“60年的时候家里没有饭吃，妈妈要我出去要饭，眼睛就瞎了，是想家想的。”
中爱民先生表示，他后来成为孤儿，所以就选择了“中华”的“中”为自己的姓，1981年开始为当地民政局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
“81年安徽省聋哑协会下了一个招工文件，叫我们出去学按摩，就算工作了，就是搞盲人按摩。在安徽省无为县民政局下属的盲人按摩诊所。”
今年50多岁的中先生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进行企业转轨，他所在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管理，他失去工作，即不算“内退”，也不算“下岗”，民政局也没有按照国家政策给予他应有的补助：
“现在还是拿91块4毛，应该能拿1000多块钱。是集体工不应该拿百分之百也应该拿70-80%，不可能这么少，几十块比现在的低保都少，现在有文件规定。”
辽宁的维权人士姜力钧先生说，中国像中先生这样的情况很多：
“90年代初个别企业转制的时候，各地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把企业卖了，是通过什么形式赠送的，还是通过什么方式怎么转制的。转制之后，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到现在好象20年左右，这类问题也不少。”
中先生透露，以前也为当地民政局下属单位工作，和他遭遇相同的有三个残疾人。失业后的中先生一方面靠打零工谋生，一方面开始上访，还曾经绝食，希望获得更多的补助。中先生透露，无为县政府官员也认为他应该得到更多的补助:
“上访的时候，有区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秘书接待。他们说这个钱应该要给你，这么多年的要补给你才可以。到了民政局分管局长那里，他就说我们这里很穷，他说你不要上访，上访的话你的三保医保、养老保险什么都没有。我想三保一个都没给我，又叫我不要上访，那怎么可能？”
中先生表示，最近他与当地的残疾人联合会联系，也没得到帮助。姜力钧先生说，在中国，权益受侵害的人很难找到有效维权渠道：
“上访是把老百姓逼得没有办法了才走的这个渠道。但是，现在有的地方政府，比如说县长或者是县委书记做出了什么指示来，也不会给你这些钱，他也没有这笔钱。按理是地方财政给你这笔钱。残疾人协会和其他会都是政府内部的会，没有用。它们不是独立的，它们不会替每个残疾人说话。”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有残疾人将近8300万，占总人口比例的6％左右，其中有视力残疾的人达1200多万。姜力钧先生认为，中国残疾工人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可能比正常人更重：
“现在那么多不合理的现象，对工人的职业或者就业都没有保障。另外，残疾人是这样的：他本身的条件就很差，家庭配偶的条件也很差。这个家庭是一个社会底层最弱势的家庭，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如果政府不重视的话，那好像他们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
中国官方公布的一个调查报告也承认，中国残疾人的基本需求与得到的服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残疾人接受医疗救助、贫困救助和康复训练的比例不高。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