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周年特辑之一: 遗忘和记忆

201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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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台北新闻中心独家取得聂元梓大字报复刻真迹。(相片由杨雨亭先生提供。)
自由亚洲电台台北新闻中心独家取得聂元梓大字报复刻真迹。(相片由杨雨亭先生提供。)
Photo: RFA

文革五十周年:记忆与遗忘

「五十年」,是两个世代的「年轮」!五十年前,擂动文革战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早在北京大学随着红色革命风暴,烟消云散。「破四旧」留下的斑斑血迹,早已被二十年后天安门坦克车辗压的尸体覆盖无形。而今天的天安门,依旧「莺歌燕舞」。北京用血腥的双手,洗淨「人民英雄纪念牌」血色铅华,换上了强国的笑脸。

「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 米兰.昆德拉,《笑忘书》

俯身拨开历史的尘埃,我们找到了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复刻真迹。我们用卑微的摄影机,拼凑历史的碎片,挺身对抗强权,和遗忘斗争。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认为,文革是毛泽东精心策划,它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六零年代初期经历三年大飢荒,接着毛与国家主席刘少奇产生纷歧,加上北京、清大等高校认为专桉工作组在打压群众的革命精神,毛藉机煽动聂元梓等教师抗议校长、在北大食堂张贴「反动大字报」,三个月后,毛自己也在中南海裡搞了个「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被认为是文革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张博树提到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裡强调说:「这样一种行左实右的作法,他认为的话,恰好证明了,那些睡在我们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他们正在搞修正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去粉碎这样一个司令部,毛泽东的话借助于北大的这批大字报的话,开始把文革这样的主题,也就是要揪党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个主题,就把他突显出来了。」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杨雨亭分析,「大字报」可看作是中共治理下特殊的媒体形式,人民有表达抒发的空间,怎料党主席藉以作为斗争国家主席的工具,红卫兵也是从大字报起来,后面还有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对这些大字报的呼应,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字报,文革达不到这个规模。

杨雨亭说:「那我们看到在文革的中期,为了表现对毛主席的忠诚,我们看到有把毛的徽章,这麽大的,别在肉上的,然后下身只穿一条长裤,还有别在额头上的,血流如注,走在马路上面,这样表现对毛的忠诚,那这是另外一种别在肉上的大字报,我可以这样讲。」

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曾任职《开放》杂志香港编辑的蔡咏梅,谈到文革时她就读高二,被捲入造反组织,担任红卫兵,当时还因为曾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召见」,即使那身影只在远远的城楼上,她仍激动地感觉到这是她人生重要的时刻。

蔡咏梅提到,当时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造反,文革把暴力合法化、甚至美化。她开始对文革感到恐惧,是「红八月」时期,很多老师、地主、资产阶级被屠杀、抄家、剃光头,家旁的河流每天有跳河自尽的尸体。

蔡咏梅说:「被捞上来了,那个尸体就全身发涨,就有一群人围着他看,整个场面是怎麽样的恐怖呢?就没有一个人发声,默默地看、看了以后默默地离开。」蔡咏梅还说:「我没有听到过一声哭声,没有人哭,就是妳发出哭声的恐惧都,如果你哭等于是向共产党抗拒、向他表示挑战,所以没有人哭,就这样的,你被斗被打这样的,我觉得当时那种气候是非常非常压抑、恐惧到人的骨髓裡面,很恐惧。」

美籍华人评论作家曹长青说:「经过文革那一代的人,包括今天后来的,今天中国发生这个道德的沦丧,和文革很有关係,说文革什麽?无法无天了、没有任何规矩了、中国传统文化好的地方全部被糟蹋了,什麽扫四旧、什麽规矩没有了,人和人之间变成一种野兽之间的关係,孩子怎麽可以揭发父母?学生怎麽可以打老师?甚至把老师杀害,把他心肝肺挖出来、吃掉了、吃人的事情发生,这在中国文革发生啊,所以你说今天道德沦丧、降到很低点,这个假菸、假药、假酒、假结婚、假文凭,无假不有,他们说中国现在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骗子是真的!」

张博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文革课程,九零后对文革的了解多半是空白,或是靠电视剧,但电视剧往往是「玫瑰色的」,与真实差距很大。张博树感叹,「个人崇拜」近来又在习近平的身上发生,这是历史倒退回文革的危险,显然中国民族始终没有跨越文革这道关卡,文革的历史仍然没有走很远,甚至距离现在很近。

自由亚洲电台     台北新闻中心製作

撰稿:夏小华 编辑:黄春梅 监製:胡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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