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晶报说，由于超生而上不了户口的孩子只能上黑学、打黑工，连上网也得借别人的身份证，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然而，美国西东大学教授尹尊声说，就他所知，中国许多“黑孩子”的上学和就业问题都能得到“通融解决”，目前尚未构成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最后还是通融解决，孩子上学就业的问题，说是黑孩子，还都是解决了，因为这涉及到孩子本身的权益问题，他是无罪的，这个问题没有造成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说第二代、第三代根本就不能上学。这个问题没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尹教授说，对中国政府来说，计划生育工作和超生儿合法权益的维护是两难的问题：
“从尊重人权来说，只要他生下来就有生存、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受宪法保护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对超生的父母不做任何惩罚，那法律就很难实行。这个东西是两难的问题，你从哪个角度都可以讲。如果中国政府不实行计划生育，盲目发展，将来比印度还糟糕。这问题在原则上都能同意，如果政府不控制生育，跟毛泽东当年的那个做法，肯定现在超出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但是，反过来也可以指责政府，对已经生的孩子的权益保护不够，这个东西你怎么做都不行。”
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表示，“黑孩子”的合法权益受到限制是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他说，违规超生的责任在父母， 孩子是无辜的：
“父母超生以后，孩子出生以后，即使要惩罚他的父母，不管他的父母怎么样，即使违法了《计划生育法》，但孩子本身完全是无辜的。他应该和所有孩子一样，享有完全的、平等的、一样的权利。这一点从中国的法律上，包括婚姻法，它强调私生子和一般的孩子在权利上是平等的。”
这位维权人士表示，中国有必要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但是这项工作不应建立在对人权的侵害之上：
“计划生育从现实角度来看，在中国还会持续下去，也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确实人太多了嘛，经济的发展、人的生存都成问题。但是，不能说现实需要这项政策，就把这项政策完全建立在侵犯人权的角度上。换句话讲，我们在从事人口出生的控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有充分尊重保护人权的意识。应该说，过严的计划生育政策多少年来已经产生了很多人权问题，出现了很多侵犯人权的现象，包括国内外舆论的很多批评。”
深圳晶报的报道表示，黑孩子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只有尽快取消不平等的户籍制度，才能真正消除中国五千万‘黑孩子’”。对此，尹教授指出，不要把户籍制度与所谓“黑孩子”现象混为一谈。他说，城乡户籍的差别消除了，城里人和乡下人同属“居民户口”，也不意味着超生的孩子可以随便上户口：
“从三中全会的意思来讲，只是说你是城市人口、乡村人口的户籍的区别取消了，都是居民。这是解决三农、解决对农民歧视的一个做法。这是一个进步，这并不等于说你可以随便上户口。原来的做法是对农村户口的歧视，但新生儿报户口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不是说非法生第三胎就可以给你报户口，不受惩罚，这是两个概念。”
据报道，一些“黑孩子”被迫沦为犯罪集团成员，“成为社会治安之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