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的腐败，海内外华文媒体大概没有哪一天不在议论抨击。权威机构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而这个现象不能说与腐败没有关系。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30多年前就结束了，这场运动要予以全面否定这个提法也没有遇到值得一提的挑战，但是毛泽东文革中说过的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句话却并没有被所有人忘记。旅美评论家刘念春表示，看到许多腐败分子都是中共官僚，就会想起毛泽东这句话来，这是多少有点滑稽的事情:
“刚建国的时候，他把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剥夺了。剥夺之后，这些财产上哪儿去了？实际上由共产党集体占有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对这个也不掩饰了，有人问他：资产阶级在哪里？毛泽东一生气，说搞了半天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实际上，他说这话很直白，现在已经完成资产的第二次再分配。世界银行统计，现在中国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财产的集中度比美国要高得多。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占有中国全民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这些基本都是官僚，你没有到这个位置不可能有这么多财富。”
新华社下属的《瞭望》周刊不胜其烦地罗列了堵塞诱发腐败的体制机制 漏洞的10个着力点，但是所有阐述即使在措词上都缺乏新意。北京高博隆律师事务所的江天勇律师说：
“《瞭望》的文章其实没有新东西，关于如何防治腐败，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怎样花样翻新，最终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腐败的真正防范遏制必须有权力的制衡，有政治构架来解决，而不是在一个力量指导下进行小范围调整。眼下的这个框架下，我是悲观的，我觉得解决不了问题。”
头一个着力点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对象的行政问责制。 江律师说，问责制是应该有的，但是应当由民众来主导问责，而不仅仅是由上而下的问责：
“谁来问责？是民众来问责？是民众最终通过选票来选择？还是由不对民众负责的所谓上级来问责？我觉得这很重要。一个政治力量需要民众对它进行选择的时候，它是一种做法。如果不需要民众的话，它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把民众的想法抛在一边。”
在阐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时候，《瞭望》重申“地方党委讨论任用重要干部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江天勇表示，这些做法值得提倡，但问题是一直没有形成制度：
“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些东西比现在走得更超前，但是，他感觉对自己不利，他可以立即全部废掉，不喜欢可以立即停止。”
至于将“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权配置”作为杜塞腐败漏洞的着力点，江天勇表示，在现行政治框架下，这是难乎其难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律师经常跟法院、审判、司法相联系，跟他们也比较熟。我觉得不管怎么配置，只要有一个政法委在，最终是由一个人决定的。比如，中国无论刑事诉讼法还是民事诉讼法，还是人民法院组织法，里面有些规定非常好。但是，真正在落实的时候，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很容易走样，因为案子最终关键由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法庭上的法官、甚至不是法院说了算。你怎么配置？有些人的查处是需要党委批的，你说怎么配置？这些东西在中国法律上是没有的，法律上看不到这些东西，但实际操作上，到一定层级的、比如科级处级，检察院是不能随便抓的，要相应级的党委批准。更多的情况是，所谓党委批准就是党的一把手说了算。这种情况怎么能防治腐败？怎么能做到司法公正？我觉得都是缘木求鱼。”
《瞭望》杂志所提堵塞诱发腐败体制 机制漏洞的着力点还包括：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改革等。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