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在形容中国科研论文数量的增长时，使用了“令人惊叹”一词。这份报纸还说，“假如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截至2020年，中国就将成为最大的科学知识产生国。”
于此同时，北京一位学者在谈到中国 的科技水平的时候表示，“中国科技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多年来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仍处于‘粗放型’阶段。”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科研进步作了细心观察，《金融时报》这篇报道应当看作是对西方自身的警策之言。他说，中国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西方：
“中国的高新科技呢在开发方面也好、在研究方面也好、在规模方面也好还是比较落后于西方的。也就是北京学者刚刚为什么说到的，中国现在刚刚开始注意到高科技。从整体发展来说，当然西方国家看到了你中国社会的投入、看到了你中国吸引人才回去的一个新怀。我想西方对一个国家的研究是比较超前的。先给自己打一个警号，就说：‘哎哟，中国现在在奋起直追了。我们这个西方应该怎么做？’它们经常这方面做得非常细的。 而中国呢，我觉得呢，对别的研究呢处于什么状况呢？可能就没有下那么大的功夫。”
《金融时报》援引伦敦皇家学会科学政策部主任威尔斯顿的分析说，推动中国科研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政府对科研的庞大投资、基础科学知识向商业应用的有序流转、对散居在欧美的科技人才的知识有效而灵活的吸纳。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对这里的第一个因素和第三个因素表示认同。谢家叶说，中国科研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投入；经济转型和外贸领域所受制约使政府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基本上中国在科技方面呢、科研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越来越重视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今经济要可持续发展的话，你没有科研的技术的进步，那你肯定是谈不上的。尤其是在最近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上欧洲也好，跟美国也好进行贸易摩擦以后，这个方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你的工业，制做工业只是做一个出口加工型的，而没有自己能够以高新技术为领兵带路的经济发展，那你特别是靠不住的。你要靠别人嘛。 ”
谢博士说，这几年从西方回国的科学人才大多是从事理论研究的：
“你刚才说的是伦敦的，《金融时报》对中国的科技发展的讨论。《纽约时报》也有针对中国千人计划的一个讨论。 那么，回去的人当中呢大部分人都是做理论研究的，也有的做企业的。真正的就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这个也是有，但是比较少。”
旅美学者谢选骏表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也就是理论研究历来都还是可以的，存在的问题一是与生产脱节，而是实验条件较差：
“中国的科研改革开放前也不错呀，它只是说应用不行，跟生产它比较脱节。很多研究所里有很多项目就没法儿投产。中国它毕竟有一个科学院嘛，还有很多研究所。所以它有很多项目在那儿研究。因为中国人智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方面有了经费应该还是可以的。中国的问题，科研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跟中国整个的社会情况有关系。第一就是说它应用不行；第二呢实验室的研究也不行。因为这两个是需要合作的，是要充分的社会合作。实验室研究需要的是科学间内部的一个整合。有一个学术制度在后面做支持。而那个应用方面呢，他需要科学界、产业界的一个合作。它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所以你这方面中国就比较薄弱。因为中国人不善于和社会合作。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在中国给科学家提供的条件那还是差一点儿。因为论文比较容易了。很多诺贝尔奖它牵扯到实验问题。诺贝尔科学奖和试验有关系，需要实验室的嘛。”
据《金融时报》报道，科研增长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除中国外，还有巴西、俄国、印度。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